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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华草民回忆录-黄柱国 著


本来想不写自序,就以楔子作开场白来代替。但是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对自己经历的事情,除作记录外,也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作了叙述。特别是对政治人物的一些作法和功过,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样就与单纯记录自己的经历有了差异,所以必需另做一些说明。而且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年龄虽不算太大,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介草民),却也在现代中华民族所有的不同的政治制度中,经历了多次翻来覆去的折腾。
我出生在中华民国年代,以后读的是国民小学。童年又经历了“日据时代”,知道和“领教”了异族的凶残。抗战胜利以后,未经几年,又是中共执政,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制度,又经历了1959~1961年,整整三年多的所谓“灾荒”年代,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多次“政治运动”。在毛去世以后,邓小平执政时代,我去了香港,在那里经历了标准的殖民地统治年代。在那里生活虽然平静,但对有些现象又无法释怀。如遇到香港抓坏人的情景,假如是一般香港华警执行,我看到时心态很平静,但如有洋警参与,特别是将嫌犯控制过分时,心中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绝不会多看一眼,一定会迅速离去,这也是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一直到“六•四”后,移居台湾,初期虽感到台湾应可作为我终老之所在。可是又遇到岛内有人故意挑起国家的认同问题,当地人民被生拉活扯地要分成外省和本土两种互相“对立”的国民。窃取政权者用民粹的手法搞分裂活动,把一个本来非常平和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似乎“世代仇人”式的对立,这也是本人所根本无法接受的。
在我一生中,最大的灾难,莫过于被非法抓捕,坐牢四十九天。人在一生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有吃牢饭的经历的人毕竟不多。我虽然并无过失,却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伤害。
此外,,虽然不能自称我的经历非常丰富,但可以说是“不很平淡”,特别是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倒也有值得记录之处。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平平静静地过一生,但这只是一个希望,实际上必然会有一些不平静的事件发生。我刚满十五岁,家庭突遭巨变,我就必需帮助母亲去处理各项内外事宜,从中也深刻地体验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再如去杭州读书后,虽我人在住校,但仍需负起照料弟妹的责任。因为住在我们杭州家中的那位姑母(系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姊),她是一位非常自私的长者。过去条件好,吃点、用点都无所谓,但我家发生变故后应知有所节省,可是她仍然每日喝酒,买了好的她自己吃,弟妹们只能吃她不喜欢吃的粗茶淡饭。因此,我必需每周交付她买饭菜的开支,如果是一个月交一次,她可以半个月就说用完了。这也是我面对这种所谓长辈所采取的保护自己家庭权益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这里还需要提一提的是:我有自己的为人原则。过去大陆搞“运动”比较多,学生之间、职工之间,在每次搞所谓的运动时,都必需相互“揭发”甚至“斗争”,实际上大多是被迫的。一般只要“运动”过后,彼此认识到当时做法不对时,也不会记“仇”,因为群众实际上都是受害者。然而有的人,始终认为他整人是对的,甚至至今都摆起“领导者”的架子,对这种“死不认错”的人,我是永远不会原谅的。

这其实只是一册个人自传式的回忆录。但本文的书名及作者代号,读者一定会非常奇怪?为什么会是《六七 • 三 • 二〇》及“三二一”。原因很简单,前者是个年、月、日。因为这一天对作者来讲,是一生中最屈辱的日子。后者则是一个屈辱的代号——一个在看守所内所谓囚犯的编号而已!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经过无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可以经过很多的顺境和逆境,经过各种悲欢离合的过程。但要被迫押去参加上千人的“斗争会”,以致还以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的身份投入监狱。这样的冤屈对一个为社会及人群作出贡献的人来说,恐怕也是不多的吧!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我妻子在参加批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被捕入狱。本人为此去北京“告状”(即向当时的“中央文革”反映地方的情况)后,回到四川内江,我工作的地方,那是公元一九六七年的三月二十日下午。因为我在十九日已从成都发了电报告知二十日会返内江上班。所以他们就派了三个人到火车站专程守候,等我出站后即左、右、后三方围住,似乎是怕我会逃跑!其实,他们肯定错了。我如果要“跑掉”的话,也不会事前先告知,不回来就可以了,或者去其它地方,他们能知道吗?!
因为我是属卫生系统的,所以可以肯定,在收到我要回内江的电报后,他们已分别组织了要召开批斗大会,然后通过批判、斗争以后再在大会结束前宣布“罪状”,予以逮捕。这些手法在大陆生活过的,且年龄较长者都很清楚。可笑的是,他们还预演过要防止我去“自首”,因为如果去“自首”后,就无法逮捕,只能留在机关单位内“批判”了。因此,在回去的路上最近的一条路要经过专区公安处(即内江专区的最高公安机关),可以管理内江专区的八县、一市的公安局),他们不让我走。要我走大的、更远的马路,那里会经过内江市公安局的大门口。在到达内江市公安局大门口后,我要进去,他们也不阻拦(因为大家都知道,地直机关干部的事宜要由公安处受理)。而我要进市局的目的正是要质问他们凭什么权力抓捕我妻子(因为我是在市看守所的院坝内看到她的,而市看守所又属市局管理)。市局接待人员表示,这些事情正在处理,你先回去。
这样我就和三个同事一起回到了工作单位,可是却失去了自由。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小办公室,并告诉我:从现在起,你不能任意离开这间办公室,我心想这不是已被软禁了吗?下一步的事情我也已能猜到。
到了下午六点过被他们带过沱江,到了二医院,送到医院礼堂的后台,我知要开我的批斗大会了。同时发现还有两位“陪斗”的,他们都被挂上“反革命XXX”的瓦愣纸牌,我则被挂上用铅丝悬挂的木质小黑板(重量至少超过五公斤),上书“现行反革命份子黄柱国”。大会一开始就由卫生系统各单位的“代表”上台揭发我的所谓“罪行”。反正我也不想听他们这些人在乱嚷些什么?因为我知道即使有人想讲些公正话也不可能让他(她)上台,即使上了台,他们也不敢讲。因为所有发言稿都是事前审查过的,所以我也不想听。
最后,公安系统的代表上台揭发、控诉,这时我必须听一下,因为实际上是下结论。那人讲:“这个反革命份子气焰十分嚣张,必须打下去,他(指我)竟敢到市公安局来质问我们乱抓人,说我们非法抓了他那‘反革命’的老婆。这种事情从‘解放’以来都从来没有过。可以见黄柱国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反动。现在,我们宣布正式予以逮捕。”接着,上来几个人,把我按跪下,用棕绳对我加以捆绑,而且是反手(即把手捆在后面)。此时,更来一个跳梁小丑刘仲文(是二医院的抽水工人——管理抽取江水上蓄水池的工人),这人更恶毒,认为别人捆的太松,为了拉紧棕绳,把后面的绳往上提,这时真把我痛的差点昏过去,因为棕绳是绳中最粗糙的。他在几乎把我提离了地面才打结,而且打结前还在我头上绕了一圈。这样使我的手一直只能背在后面,如向下放就会勒住头颈而影响呼吸。
我在被他们捆绑后才由民警押解赴看守所,在押解途中,两边围观的青少年及群众就一边喊口号,一边打人,在当地俗称是过“火巷”了。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过了,开始被打时我的头还可以左、右闪避,后来也麻木、昏沉,根本无法躲避。幸好时间还不算长久,在离开医院大门后,就仅少数成年人及押解人员,他们也不再动粗,一直送至内江县看守所。
进了县看守所以后,所方人员给我松绑,我一看,双手的腕部被绳索勒过的地方皮肤都已破损而且流血。这时还必须履行正式手续,如形式上的搜身、交出禁物,如火柴、打火机、香烟、裤腰带、手表、货币等,均必须交狱方收存,最后自己签名认同。至于其它衣物、洗面用具等均可以带入牢房,因我将手表推上,所以也未被拿去。在完成手续后,看守所长黄廷军按例要作“训话”,但他首先叫我坐下,在讲了同句官腔以后,就问我是否去了北京告状?我讲了是去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内江的情况,包括2月17日的大逮捕,他又问了北京的情况,我告诉他,北京根本就没有发生抓人的情况,而且北京各中央机关都由对口系统接待全国各地上访的基层人员。我在北京就是住在中央卫生部。那里除伙食需自己付钱和缴粮票外,住不收费。即使没有粮票的,只要有证件,在填写包括姓名、工作单位及粮票数量以后也可以购到饭菜票。最后,他还问我:你明知回来会发生这种情况,你怎么还回来呀!我告诉他,在我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情况以后,接待员告诉我:你是革命的,你就不要怕,你如果是反革命的你也跑不了,所以应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特别你们应该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更应该回去。我就是本着这种信念回来的。他看了一下手表讲:呀!已过了十二点了,你去睡觉吧!接着看守人员才把我送进了牢房。这就是我终身不忘的开始了四十九天的牢狱生涯。

第一章
我的家族
我的祖籍是浙江省绍兴府的余姚县,乡下系松厦镇(区)黄家埠(相当一个乡)。由于那里居住的绝大多数人都姓黄,可能是黄氏祖先移居后繁衍的子孙。记得族长是“十七世”,我父辈为“十八世”,我们这一辈为“十九世”。每年祭祖时,进祠堂后不论贫、富,均依辈份高低前后排列。
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在那位十七世族长去世后应由我们的大伯父(是父亲同父异母的长兄)当族长。而当时黄氏家族祭祖时,最小辈份的为“二十门世”,家族中人都称他为“灰孙子”,因为无法以常用的名称适当称呼他。记得童年时,有一位在上海做木材生意的族中已有白发的老年人(至少五十岁以上)到我们家来,见到我们家中人都叫“长辈”,父亲则呼其名,叫我们小孩子称他为“老哥哥”。
在家族中,族长是以辈份为主,在有数人同辈时常以富者为首选,如仅一人,则不论年龄长、幼,必为族长。
我们自己家的祖上应属比较贫穷的,因为富裕的家庭往往结婚的年龄会小一些,这样子、孙辈延伸也会快一些。
虽然祖父黄公锦美在前妻去世后,续弦了我们亲祖母沈氏,但经济应该并不宽裕。他们婚后,祖母又生了三个儿子,即黄益斋、黄兰斋和黄雨斋。我父亲最小,排行第三,如按前祖母所生的五名子女一起排名的话,我父亲即属第八。所以我们同辈的堂房弟兄姊妹,他们称我父亲为小爹,称黄益斋和黄兰斋为六爹、七爹。在家乡时,前祖母所生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受多少文化教育,都在乡间务农,所以家中生活渐有好转。至我们大伯少年时,前祖母所出伯父等逐渐成家,所以祖父觉得可以也应该让小的读一点书。故此,我们的大伯父能去私塾学堂上学。至于家父则仅属“半工半读”的性质,一方面读半天私塾,半天为地主家放牛打工(我们家乡欲称地主为店王)。
由于家父非常聪明且记忆力很好,所以老师以后甚至不付钱他也愿意教他。
家父一辈中最长者为姊,二为兄,由于系第一个男性,故我们也叫他大爹。其余的第三和第五两人,可能早殁,第四也为兄,我们叫他四爹。
在我父亲上海事业有成以后,他所有的兄长及大姊等家庭生活均由我父亲照顾。
依族中祖先的规定,我们这一辈以下的命名规律应为积、德、贻、懋,……。所以大爹家生四个儿子,分别名为积洵、积明、积浩、积范。父姊则嫁入田家,我们称呼叫田大嬷。我们所知产有一男,其它均不知。而田大嬷也长期在我家供养,直至我们家庭发生变故以至自己都十分困难时,她才回她自己儿子在上海的家中。至于四伯父家有二男,分别为积桂、积荣。六伯父因系同祖父、母,故也称大爹,共生一女二男,分别为积珍、积澄、积骧。二伯父(乡间堂兄称其为七爹)共生一女二男,分别为积琴、积良和积孙。我们家以长幼排列则分别为积麟、积鸣、积莺、积巍、积候、积健、积茹、积芸、积佩、积瑶等,共五男五女。
在父辈中最早脱离农村而到上海,从学徒到自己做生意的应是大伯父黄益斋。因他是祖父和祖母成亲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在他童年时代,前祖母所生的子女已分别成年或已过少年,家中经济也有些改善,所以他可以上学读书,并特别受到祖父、母的关注。故他是我们家族中最早能去上海,并在上海立足的一位长辈。

第二章

我的父亲  
一、童年我的父亲黄雨斋,又名黄显堂,字震民。生于公元一九〇七年,殁于一九五八年,享年五十一岁。他出生于家乡的农村,幼年由于家境清寒,所以无法正式上学读书。但由于非常聪敏,记忆力又好。故此,在童年时代就一面给地主(我们乡下称店王)放牛,一方面又可以去私塾听老师上课。因为老师很喜欢他,故虽非正式学生(因不必缴交全额学费),但却学到最多。
我父亲是一个严守份际的人,什么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十五岁那年,他收工回去,地主家老板娘因为厨房里有一碗豆腐不见了,她就讲一定是我父亲偷吃了。结果大家就吵起来,我父亲连工资都不要就离开了地主家。
回家后,经与祖父、母商议,决定去上海找他的亲大哥黄益斋。到上海后,经大伯父介绍,去到一家营造厂(相当现在的建筑公司)做账房(即现在的会计)的朋友那里当学徒。
在那个年代,做学徒的除学习业务外,还要给师傅做家务,如:帮老师洗衣服、倒夜壶等……。这样过了贰年,(一般学徒要做满三年方可“满师”)。这时,他们老板由于上海的营建事业发展很好,业务大增,要增聘账房先生,他师傅就向老板推荐我父亲,认为我父亲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工作了。这时我父亲十七岁,也算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

二、考进《申报》馆在营造厂工作两年后,一九二六年,全国最大的报社,上海《申报》馆,向全国招聘记者,我父亲也去报考,结果被录取。并且因为他的职业是账房先生,属于财、会方面的人才,所以报社把他分配在财经版面,专门跑财经方面的采访。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触上海财经方面的头面人物,如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以及黄金荣等。
在二十岁时,祖父、母就在乡下给父亲定下一门亲事,一定要他回去结婚。女方姓夏(名字我们不清楚),一年后因病去世,也未生养儿女。
三、成家创业家父廿二岁时,友人拟介绍我母给我父为妻(介绍人与我外婆家也是朋友)。但这次家父一定要自己看一下,才再决定。而那时,家母自己也完全不知情,系介绍人夫妇请家母一起去南京路协大祥看衣料作购买参考。同时约定家父在就近柜台相看,同意后方正式提亲。(这事是母亲在婚后父亲告诉她的,而母亲也是在1990年由上海移居深圳后才告诉我的。)其后,父亲和母亲在1930年结婚,1931年生我大哥,那时父亲正好廿四岁,自己开的银号也正式营业。家中自己也买了汽车,所以父亲还让母亲抱了满月的大哥坐了汽车在上海市内兜风。
由于有上海工商、金融业巨子的支持,父亲的事业也不断发展。但那时,大伯黄益斋的生意却发生了困难,而且由于经济、财务官司缠身,法院宣布:如不清偿债务,将宣布他破产,并将拍卖其全部财产。父亲为了不让大伯遭受这个打击,故此与法院协议,由家父清偿其所有债务并买下他的全部产业。这中间大伯成都路的住宅连转名手续都不办,仍为大伯所有,兰汤浴室则交二伯父黄兰斋全权经营,因为他当时没有工作。至于其它生意除产权转移换名外,仍由大伯管理。
经过这次破产官司打击以后,大伯的健康状况日差,在我童年知事前去世,因为在我记忆中,我从未见过大伯黄益斋。在大伯去世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子女就学等,还包括大伯母的亲戚,总之,原来住在他们家的人都包下来。
在父亲事业上,最早银行称《汇中银号》是独资经营,以后由于业务需要,改注册为《汇中银行有限公司》,并发展了二马路分行、卡德路分行和康瑙脱路分行。以后为了发展家乡经济,又在余姚县开设分行。
由于上海的总、分行,均开设于原英租界的地区,为了拓展在原法租界地区的业务,所以又与浦东银行的总经理裴正庸先生合资开设了《浙江劝工银行》,由裴任总经理、家父任驻行董事长。(驻行董事长有实权,位阶高于总经理)而且当时家父已担任上海市商会的理事、上海市银行公会的监事。当时父亲担任的社会职务还有:浙江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主席等。那时我们家已从二马路《汇中里》的房子迁至武定路花园洋房,家中有二部汽车,一部是“帕克”,另一辆为“克雷斯”。
而且那时每年都在上海定做数百套棉衣、裤和数百床棉被,在冬天来临前运回余姚家乡,救济贫苦的乡亲。也出资捐助余姚县唯一的正式医院——阳明医院。更由于自己童年家境清寒,无法正式上学读书,所以在黄家埠建房子办学校,对学童全部免收学费。同时,还计划在余姚县开办运输公司,方便乡亲往来杭州、宁波两地。
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说明我父亲对家乡的热爱,而且尽管家父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也不论他在上海担任了多少名誉的职务,但我们从幼年开始,听到他和朋友通电话时,都是自称“我是余姚黄雨斋”。这点也可以从父亲捐给苏州西园禅寺大雄宝殿的一对顶天立地的对联中也可看出。
综合以上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父亲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和家乡的乡亲父老的热爱。
四、为祖父母棺木进穴,以致二哥被绑架父亲为了让祖父、母的灵柩入土为安,确实化了很大心血,最后坟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初修建完成。墓园建得很大,依我现在的回忆,应不少于十亩地。(应大于60X100平方米)
墓园周围全部有篱笆围起,大门入口进去中间即有不同颜色的砖镶成四个大字,圆圈的直径约二公尺。墓道的两侧均种树木,走完墓道,上一台阶,即有石板砌成的平台,两侧各有一座龟陀石碑。然后再上两石阶,又一平台,正中后方即为祖父、母的坟,两侧各有一石碑。墓正中的墓碑非直立而是横的,由当年考试院长于右任手书。墓碑之上有一四字横额,为立法院长孙科题写,墓碑两侧则是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对联。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共七块(组)碑文,包括了五院院长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有题写,唯一缺的是蒋中正。墓的右后方则是家庙,是放置祭奠的东西等,也有看守墓园的人住宿的地方。整个墓园除墓道、石砌平台,坟墓及家庙等建筑物外,均以种植各种树木绿化。记得当年我还问过父亲,为什么要用廿吨条石加上钢筋水泥,串联成一整块平台后再在这平台上建坟墓。父亲告诉我,如不这样,以后树木走根时可能造成墓裂开,进而棺木受损。这样做法即使树木长的很大,最多只能整个墓抬起,或略有前、后、左、右倾斜,不会造成墓体本身的开裂。
入穴仪式当天,家属晚辈全部参加,亲朋好友也都参加。祖父、母的棺木从家庙中抬出,由墓后方抬入墓内,然后晚辈祭拜。最后关上石门并用水泥封妥后,再培土夯实,整个仪式就算大功告成。
当天晚上,全体家人和宾客都在乡下大屋开席,大屋长有六、七间,是二层楼的房子。每间屋可开三、四席。正在开宴途中,天黑了,突然从后门厨房方向闯进了十多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手上全部有枪,还有几个一手拿起驳壳枪(俗称快慢机),一手拿手榴弹。他们叫所有吃饭的人都不准动。由于父亲及上海去的朋友都在最里面的一间(即最边的一间),所以立即先把门锁上,然后上楼。故此,那些土匪只在其它几间看人,问姓名等。最后抓走了三个人,即我二哥黄柱原(黄积鸣)、大伯父的长子黄积洵、三子黄积浩。
由于发生这么大的事,乡亲们都知道了,都不断来问候。乡匪也留下信函,提出了索要的钱和东西,并规定了交款的期限。我们则在第二天一早由乡亲用很多条船送出,到“百官”(是上虞县的一个地名)再转乘火车返回上海。
绑匪第一次索要的钱数目已记不清了,在当地来讲已是一笔大数了,他们还外加要了五十只手表,所以这里大约可知绑匪的人数应为四、五十人。
回到上海筹好钱和买好表后,大伯父和我们的小舅父两人送至余姚的约定地点。送去后,结果他们只放了一个黄积浩回来,因黄积浩读书还未毕业又没有工作,绑匪还交他带回了第二次索要的金额交外加要五十支美国“帕克”金笔。并规定了日期,索要的金额也至少增加了三倍。
这次虽然增加了金额和财物,但我们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去了,可是绑匪依然食言,只放了大伯父的长子黄积洵。这时仅剩下我的二哥黄柱原。绑匪而且讲,还要再付最后一次赎金,并讲明来交赎金时要给我二哥带些旧衣服来,因为他们要扣下二哥穿的好衣服。而这次所索要的赎金至少是第二次的五倍以上,以至我们家都有困难,需要向朋友调度方能支应。结果总算在约定的日子前筹足了赎款。大伯父和小舅仍按原方式乘船去宁波再转赴交赎金地点。可能那时根本没有气象预报或者预报很不准,那轮船驶离上海以后,半夜就遇上风暴,顶风开了一晚,天亮以后又回程驶返上海,第二天的晚上才回到上海。本来第二天早上可到达宁波后,当天可至交赎款地的,现在变成仍在上海。经大家商议后又决定改乘火车去杭州方向转车、船。等他们到达约定地点已是第三天了。所以也找不到绑匪的人。以后也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家里人也推测可能凶多吉少了。
此后,从乡间传来的消息说,这次绑架案的绑匪,实际上是XX在浙北的地下游击队——“三五支队”所为。
五、教育我们要公私分明父亲的公私分明给我印象十分深刻,在我念小学时代,父亲往往在暑假时就会带我去银行上班,在他的单人办公室内,既有办公桌、书架、档柜等,也有会客的沙发和餐桌等。记得那时父亲要大哥在暑假时去银行上班,他工作地点是在楼下的营业厅,我则可以在楼上看书、报和玩。父亲的办公桌上有两具电话,有一次我看到他同时接听两个不同的电话,并且分别回复对方应该如何处理,我真感到有点惊奇!
到了吃午饭时间,工友把饭菜送进父亲的办公室,我就说:我去叫大哥上来吃。父亲说:不行,他现在的身份是公司职员,应和职员一起吃。你现在是我儿子,当然可以和我在一起吃饭。
记得空闲时,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上海有一个银行的老板,在给行员安排工作时,同时宣布他第二天下午要乘飞机出国办事……等。在第二天动身前先到银行视察一番,这时有一位警卫告诉老板说:老板你今天不能去,我昨晚梦见您要搭的班机失事了,所以千万不能去。老板听了以后,想一下,认为也可以,姑妄听之吧!他就把行程作了延期。结果,晚上传来消息,那班飞机果然失事了。所以,老板非常感谢他。第二天上班后,老板把那个警卫请到他的办公室内,送给了那警卫一笔钱,表示他本人的谢意。同时,也告诉他,明天起,银行不再雇佣他。”
我听了觉得老板处理得很奇怪,那警卫立了这么大的功,老板为什么要解雇他。父亲告诉我,这就是公、私分明。因为那警卫把他的梦遇告诉了老板,救了老板的命,所以他个人给予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酬金,那是私。但作为公司(即银行)不能再聘请一个值夜班时睡觉的警卫人员,那是公。因为他是一个失职的警卫人员。这时,我也听懂了,做人、做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六、家规严谨我们在武定路的住宅,有花园、有假山,也有汽车进出的车道,当年也经常宴请宾客。但是,我们小孩子并不快乐。因为家中规定,每天上学出门,放学回家,回家后是不准外出的。父亲规定,每个星期六可以看一场戏或电影,至于星期日则可以郊游或去亲戚家玩。我们最喜欢去的是大舅父家,因为他们木器店下面是门市,二楼是作坊工厂,有很多半成品的家具,可以爬上爬下,玩捉迷藏。晚上吃饭也没有这么多的“规矩”,所以觉得很自由。
由于当年我们是“更新舞台”的大股东,故我们也常去看平剧(大陆后改称京剧,台湾称国剧)。特别是演出连台本戏《血滴子》等,每集必看,这样也养成我们从小爱看“京剧”的习惯。
不过,我们看越剧的机会也很多,如当年越剧名伶姚水娟、袁雪芬、范瑞娟、戚雅仙等,她们都有送票的习惯。父亲还收了艺名《小白玉梅》的朱姐作干女儿。
我记得第一次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是在一九四五年,那年正是抗战八年取得胜利,日军投降,梅先生复出后的第一次演出,而且不是在传统的天蟾舞台、更新舞台、共舞台、大舞台等剧场,而是在新的演电影的《美琪大戏院》演出。前面有戏剧学校演出的武打戏《金钱豹》和别的武打折子戏,我看得很开心,最后压轴由梅大师演出的《刺虎》,一出场除先是满堂掌声外,然后立即全场鸦雀无声,而那时我也年仅十岁,因为听不懂,就睡着了。直到散场才苏醒。回家时父亲也在车上抱怨着说:这么贵的戏票,让你们这些小孩子去看,结果你们在戏院里睡觉,真是可惜了钱。话虽如此,这些代价确实逐渐引起了我们弟兄姊妹日后对京剧的喜爱。
因为家里只规定放学后不可以再出去,至于在家中怎么玩则并无规定。所以经常发生一些不应发生的事,如在五楼贮水箱内“游泳”,在五楼天台上“比武”(用玩具刀、枪、剑等)。因为五楼平台周围仅有一尺多高的水泥沿,并无正式的栏杆,是非常危险的。再不然就在花园玩汽枪射击打靶,我更在芦席棚下绑“秋千架”玩荡秋千。
当然,当时父母作这样的规定也并无不当,因为那时住宅周围的周边情况是:前方左右属高尚住宅区,一般都是三层楼房,但我们后方则属尚未开发的棚户区,条件甚差,因为好的房子均建在沿马路。
七、结束金融业四七、四八两年,是国内政局剧烈动荡的两年。国内国共正式内战,经济停滞不前,加之各地土匪猖獗,物价飞涨,所以我们家也深受其害。
那时,政府官员贪污成风,先是财政部派官员到上海对金融业进行大检查。因事前未先告右,故检查时家父和副理夏味根先生均不在,由我堂兄黄积洵(襄理)接待。那些人在查看账册等事项时,领头的一官员反复两次向黄积洵讲:“我的大衣挂在总经理室的门背后。”其实他的意思已十分明确,请你们把钱放在他的大衣袋内。然后在检查完要走时,大家交换情况,说很好,连需要改进的地方都未提出。临走穿大衣时(可能因为大衣袋内没有触及有金钱等重物)转头又告诉黄积洵,他是住在什么酒店,几号房间,然后离去。
当时,父亲主要是在劝工银行大楼那边办公,夏味根先生主要在汇中银行管,他不在时则由襄理黄积洵负责。财政部检查这么大的事,他却当时不报告,检查完后又不汇报情况,他下班后又去找他那个“小三媛”(妓女的艺名)去了。结果约十天以后财政部的停业令下达了。那时国民政府的贪污十分盛行,而人家也开口暗示,走时明示你们送钱的地方,而你们仍不付贿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直到收到停业令,那位堂兄黄积洵才向父亲及夏副理汇报财政部派官员来检查的情况。可是,为时已晚。
所以,父亲也多次告诫我们,今后用人尽量少沾那些亲戚的边,出了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以后父亲还是照顾亲戚而坏在那些亲戚的手中。
那两年中,从银行停业到为祖父、母的棺木进穴以及被土匪绑架而丧失二哥,以致到最后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可说是元气大伤。记得发行金圆券的当天晚上,父亲带回很多金圆券的全新钞票,那是一种很像美金的纸钞,只是颜色较美金略深一些,也是绿颜色,大小也差不多。父亲让我们数,让我们看,并告诉我们,这是要用黄金换的,每两黄金换贰佰圆金圆券,和法币同时流通,也可随时向中央银行以相同的比值换回黄金。和美金是一样的(当时美金35元可换黄金一盎司,即略低于中国一两),这样物价就不会波动,老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可是,没多久,物价又开始上涨,而且涨幅还比较大。老百姓为了换回黄金,都去外滩中央银行排队,由于人山人海(至少超过十万),政府还出动“飞行堡垒”(警方警车名称)和骑警镇压,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我记得有一次星期日,学校安排班级去浦东郊游,我向妈要钱,妈给了我伍圆金圆券,我很高兴,以我当时的认知,至少可以吃十碗面的钱,但晚上回来,吃碗面已要一元了(当时金圆券和老法币仍共同流通)只是老法币贬值速度更快。
经过这么多事情的打击,我们家的经济实力大受影响。也就是在这种通货膨胀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撤离了上海。
解放军在基本没有大的交战情况下进入了上海市区(不包括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我印象最深的是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入市区后,那天正下着毛毛细雨,我出去观看,但只见那些军都蹲着或坐在墙边,胸前两手抱着枪,而没有要求居民开门让他们进屋子里去休息,这时我也确受到很大的感动。而且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一再强调也要发展工商业。父亲看到这些情况也动了想重新“出发”的念头,而过去的朋友中,也有自己讲他是共产党的。
他们都讲共产党也要发展国家经济,而且曾任国民政府《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将军也带了副官从东北来到上海。因为原来就和父亲认识,所以他到上海后还到我们家来作过客人。由于有这些老朋友的游说和自己看到的情况,加上郑将军谈及东北的经过情况,所以父亲决定买下“惠丰钱庄”重新开始金融业的生意。(因为这比申请开设新银行快捷得多)工作人员也全部留用,另外任命几位主管即可。但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由于生产没有迅速恢复,物资供应不足,所以仍然没有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人民币又不断贬值。当时华东区行行长曾山召集上海金融界业者,宣布上海私营金融业者进行增资,银行每家增资1亿,钱庄每家增资六千万元,而且所有增加的资金均需存放于中国人民银行保管,这实际上就是抽紧银根,使市面流通货币大量减少,以减轻通胀压力,减慢物价上涨的速度。
但是战争仍在进行,物资不可能充裕,困难仍然存在,再加上我们钱庄内又混进了内奸,这个人就是父亲第一任妻子夏氏的亲弟弟——夏涤民。因为他已在上海,也学过会计,他再要求看在亡姊的份上,拉他一把。加上还有成都路大嬷(即黄益斋之妻)为他说情,父亲又心软了,也想到有亲戚关系总比非亲非故的要好一些,因此任命他为出纳部主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因为他要审核支票及其它提款证印鉴的真伪。
正是因为这个位置重要,夏涤民与父亲大嫂的姘夫早就有联络,预谋合作盗窃。他们为了弄更多的钱以供挥霍,所以此人学会了刻制印章的技术。(此人名字我已记不起,但他是以父亲大嫂的表兄名义长期住在他们成都路的家中,还有伯母的妹妹也是这样,总之他们这一家人的所有生活开支全部都由父亲支付。)
夏涤民由于他保管了所有往来客户的印鉴数据,所以在下班以后偷出数据,然后和那个罪犯盗刻印章,用假支票提取存户(都是我们钱庄的大客户)的存款。后来存户发现有问题,账单与事实不符,所以来找父亲,因为客户手上没有开出的支票,账单上已出现被盗领的款项。所以父亲知道钱庄里出现了内奸,决定一方面报警,一方面报请暂停营业。
经公安局调查后发现夏涤民涉有重嫌,立即逮捕。经审讯后招供,他们作案是在成都路大伯母家,据说他们制作伪造印鉴是用玻璃板制成架子,上放印鉴,再用灯光在下方照射,在上方拓描后照样刻印章,再校对,以达到十分接近几可乱真的程度,以便把责任推给客户的财会人员。但最后因支票号码重复,公安局认定是钱庄内部出了问题,保管和审核印鉴的夏涤民无法抵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心灰意懒决定关闭钱庄,并由我小舅父陪同去北京小休。所有职工遣散事宜等由母亲接办,我则作些协助。
五〇年冬父亲由北京、天津回上海,心情也好了许多,还给我和五弟各带了一顶皮草的帽子,我的那顶还是水獭皮的。
父亲在北京时除了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外,还见到了过去上海地下党的老朋友李时雨先生,那时他在北京中央军委的情报总署任处长。
八、离沪赴港父亲从北京回来后,觉得金融业不准备再做了,上海的工商业恢复情况也不理想,于是考虑去香港办纱厂(纺织厂的俗称)。这时他也不相信亲戚了,连他多年的秘书黄国贤也未告知。父亲考虑去香港是因为有不少上海的老朋友去了香港和台湾。因此,他就叫我写计划书,由父亲讲了概况,我起草,再经父亲修改后,我再誊写。
父亲去香港以后,也看了香港的市面,繁华地区仅港岛中区及九龙半岛的尖沙咀和旺角,人口也仅一百多万。荃湾那些后来的工业区还像个渔港,地价也不贵,仅三元多港币一平方英尺。但父亲认为要发展到像上海那样的规模不知要到什么时候,那时从启德机场出来,如要喝一杯象样的咖啡,就必须要到尖沙咀的半岛酒店才行。与此同时,大哥也在台北为父亲办入境签证,希望他去台北。父亲的好朋友徐世贤先生,原在上海担任“上海市特种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庭长王震南是蒋中正的表弟)。那时徐世贤先生也正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他也很希望家父去台湾发展。而据大哥所知,父亲的资金如不在香港投资纱厂,则在台北可以买一条街的房产。
可是父亲在香港的朋友,特别是那些他在上海曾帮助过的中共地下党朋友,都极力劝父亲回上海发展,并强调中共也要发展经济,而且各方面的条件比香港、台湾都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决定回上海。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决定,起决定因素的应该还是亲情两字。因为不论香港还是台湾,都是未知数,而在上海,我们则是有现成的汽车、洋房。更有妻子、儿、女。家里男、女佣工都是俱全的。而在香港本来也未作长期打算,准备了解情况后,再做最后决定。所以在香港时,仅在港岛铜锣湾租住一公寓单位,雇佣一名女佣照顾生活,打扫卫生及煮食而已。因此,父亲购妥机票后电告我们行期和班机。
我们收到电报后,妈和我商量怎么办?!我们最后结论是不要回来,因为那时上海已是每日物价上涨,生活很不稳定,而且还经常停电。因为上海杨树浦电厂被炸以后,拉法商电厂的电供应全市民用,工业用电停供。所以我就去给父亲发电报,叫他不要回上海,在电报到香港时,父亲已离寓所去了机场,大舅父持电报追到机场告诉父亲,也将电报交给父亲,结果父亲认为马上要起飞了,回去看看再说,就这样回到了上海。
九、得罪政XX倾家荡产父亲回上海没有住多久,约在四月下旬,XX就派人来家里和我父亲谈,想换房子,认为你们家的人自己只住了三楼、四楼,一、二层楼都是非住宿用房,属客堂、书房、餐厅,还分中、西式,住得太宽了。现在XX连办公的地方都不够用,所以拟将“静安别墅”一套房子和我们交换(静安别墅据我们了解,大约只有我们1/3的面积或多一点,花园也小得多,也是三层的楼房)。父亲当然不同意,并表示“共产党不是宣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我们住得宽和XX缺乏办公地方应该没有联系。”这些话肯定得罪了XX,事情是不能拆穿的,一针一线有什么用?!当然不会要,但汽车、洋房就不一样了,怎么会不要。
就在1951年的五月一日清晨,XX就派人来我们家按门铃,他们对看门的讲:“今天是五一节,政府要搞宣传广播,因为你们这里房子高,想借你们那里挂一些高音喇叭。”门房不知有诈,就开了大门。骗开大门后,那些人就直冲上三楼抓人,在抓走我父亲以后,没有多久,就以政府命令,没收财产,并限期我们搬出。更只准带换洗衣服,每人一个包裹,这可能也是现代世界上各国政府所未见的。俗语讲:“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这个道理我们也清楚。在临赶出门前,我还跟妈讲:“家里这么多古董,应拿几件放在包里带走。”妈讲:“多的都没有了,拿几件古董有什么用?要带还不如多带几件衣服,还可以穿。”这也确实是真话,古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是有钱人欣赏的东西。因为XX关闭了上海的证券市场及金银交易市场,股票像废纸,黄金、白银、美钞等也都由政府装麻袋后用卡车拉走充公。从此,上海市民如有金银首饰等,只能照政府规定的牌价(每两95元人民币)卖给“人民银行”,私自交易者以扰乱金融问罪。
从此,我们家也就进入了衰落的阶段。
十、上海抓人余姚判“罪”家父被XX抓捕,由于既未出示逮捕证,又不属于“四•二七”全市统一大逮捕“反革命份子”的对象。后来通知没收财产的人讲是余姚方面要抓人。最后更奇怪的是,余姚县“人民”法院竟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判刑十五年。XX在土改期间,一般地主在斗争会上冠以恶霸二字者,会后即被枪决,因为区的土改队长即有生杀大权。
XX在大陆执政以后,先搞减租退押、后搞土地改革。就在50年代搞减租退押时,我们已把所有押金地契都用挂号信及汇款形式寄给余姚县“人民”政府,县政府还颁发了“开明地主”的奖状。
一般所谓恶霸地主,都是乡间所谓的士绅,长期在当地作威作福,造成乡间农民的愤恨,我们全家人常年住在上海,根本没有在那里生活,也从未派人去催租收租等,怎么会和佃农结怨?!
在我现在的记忆中,回原籍老家只有两次,听奶妈讲,在八•一三淞沪战争时,父母怕打仗时小孩会成累赘,所以曾由奶妈带去乡下住了一个多月,等战事平定以后返回上海。第二次是和父、母等一起为祖父、母灵柩入穴仪式去乡下住了几天。父亲本人也是从十五岁离开乡下后很少回去,在祖母去世后也未回去。
至于那些土地,主要是祖母在世时,那些有困难需用钱的人要求祖母买时,才由祖母通知上海汇钱去购买的,也有原地主自己来上海求卖时才买的。我们所不同的是买了地,付了钱后,土地仍由原地主耕作。所以有时有些农民带些乡间养的母鸡或阉鸡来上海家中送礼,母亲的常规处理都是留饭,给来回的车船旅费,父亲也从不管这些事情。
由于黄家埠的乡亲绝大多数都是黄门族人。所以后来仍有农民来上海告诉我们,土改工作队曾在当地开过所谓的斗争会,用的斗争“善”霸地主黄XX的会标,意思是用做善事的形式来剥削农民。可是,我们每年给家乡运去的东西从不要求回报,办的学校都不收学费。所以,被迫参加“斗争会”乡亲多数都流泪、哭了,没有一个农民上台控诉,最后只好不了了之,送回县城监狱。
再有即使是按XX的土改政策,划所谓的成份,是按土改前三年本人的情况,那也只能划成金融业兼地主。这是不能以所谓的阶级敌人对待的。
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我也曾去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宁波中级法院和余姚县法院(因余姚县属宁波地区管辖)。除浙江省法院无复函外,其它复函均称现在找不到原始数据。随后我也曾亲赴余姚,找到法院的人,他们讲很多档案都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所谓的选择派毁掉了。
十一、父亲病故在所谓的县人民法院判刑确定以后,被送到杭州附近余杭县的临平石场“劳动改造”。那时我在杭州念高中,凡是探亲日又是星期天时,我都会去临平看望父亲,并带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那里的条件非常差,完全是露天作业做碎石劳动,所以患上硅肺病是必然的。
那时我去探望还不算困难,因为杭州可乘火车到临平站,然后步行约三华里就可到达碎石场,一般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也带过八妹去,也陪母亲去过一次。那次母亲要带小妹也去,所以我们坐火车到临平以后,就在临平镇上叫了一辆黄包车,让母亲和小妹坐,我跟着车后面走。那次管理人员给我母亲讲:“以后你们不可以寄东西时夹带钱,我们检查后要没收,还要受罚。”他们说:“你们在上海寄来的布鞋里面,每只布鞋里缝了一张百元美金,共两百美金,我们依法没收了。”当时母亲没有讲话,只能称是。其实这布鞋不是母亲寄的,她也没有美金。
回杭州后,母亲讲,一定是你父亲外面的女人寄的。我当时的感觉是:那她一定很聪敏,因为鞋是走路用的,钱是途中生活需用的。以当时金本位,35美元等于一盎司金来计算,两百美金约相当于五市两黄金的钱。这件事情在我移居香港以后,去北京洽谈生意时,也在去看望李老伯时雨先生时问及此事,他告诉我,先父的女朋友是当时的电影明星,艺名叫杨柳。后来回香港后也问过大哥知否?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经过两年多临平石场劳动,父亲五四年又被调至萧山碎石厂,那里交通就更不方便了,从杭州乘火车到萧山县,然后还要步行十多华里才能到达场部,我去一次就要花星期日的一整天。那里的管理没有临平严,领了探访牌可以进入禁戒线内,由管理人员带至劳动现场,再把人叫离坡上工作地。下来见面时也无人监视,所以讲话略为自由一些,我可讲,父亲也可以问。但是,由于地点比较远,日期又有限止,必须是星期日,因为绝对不能让校方及同学知道的。因此,我能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五五年以后,父亲被调往山西太原的省公安厅印刷厂,其原因我估计应该是父亲已被染上硅肺症,无法适应体力劳动。而我那时又因为院系调整,由杭州的浙医调至四川成都的四川医学院。
在父亲被调至山西太原后,他主要的工作是编写厂内的墙报等工作,直至1958年,最后病故于山西太原。

                                                  第三章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庄名承珍,自幼在上海出生长大,由于她们家是开木器店的,所以一直是住在虹庙弄(现直隶路)。那里是上海著名的木器一条街。母亲生于公元一九一一年,也即民国元年。他们家的店名为《黄源泰》,顾名思义一定是姓黄的,事实也是如此。
我外公由于英年早辞,店也由外婆黄杨松春打理,外婆生两子一女,长子黄永福(也即我的大舅父);我母亲黄永宝;我小舅父黄永仁。《黄源泰》可算是百年老店,因为在我外公父亲的年代已经开启,但是外公的父亲却姓庄,是在《黄源泰》工作后被招为女婿。按习惯而言,结婚以后,凡属招女婿的情况,第一个男孩一定要以女方的姓为姓,而我外公又是独子,当然也只能姓黄。
一、黄永宝改名庄承珍父亲在经友人介绍并去《协大祥》看了以后,很满意,谈及婚嫁,这就必须经父母同意。在消息传到祖母处,祖母就不同意,因为按乡间习俗,同姓不能配亲。当然这样也难倒了媒人,上海外婆也急,因为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已小有名气,属年青有为人物,再加上算命先生合过八字,都属可行。现在因姓氏原因无法解决,只有再向算命先生请教。他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认为可以,他说可以姓庄。因为上代招女婿时,婚后只生了一个,所以只可以姓黄,而现在第二代有三个,且两人为男丁,应分别以姓黄及姓庄来继承香火,女儿则姓黄姓庄都可以,这样改为姓庄后不就解决了吗?!因此,母亲名字由黄永宝改为庄承珍,小舅父由黄永仁改为庄贵仁。
所以母亲在1930年与父亲结婚,时年十九岁。在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因为那里不流行避孕,加之每个孩子都请奶妈喂养,母亲除大哥喂了短时间外,其它都未喂。因此在十三年中一共生了十个子、女,共有五男五女。而且是以属“羊”开始,也以属“羊”结束。接生的不论是去医院,还是在家里生,都是请上海仁济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李文医师。我最小的妹妹出生时,重量超过十三磅,所以母亲讲:“再也不想生了。”
二、“讨债鬼”的来历母亲结婚以后,由于每年都在生孩子,连生了大哥、二哥和我姊,结果第四年(1934年)初,发现又怀孕了。母亲确实想不要,不然34年底又该生了。由于连年怀孕,也很辛苦,肚子几乎无法休息。但是那年代医学方面对避孕、人工流产等宣传也不多,只可以听到坊间流传的XX人因为不小心,结果孩子掉了,或是XX人因为撞到什么,造成孩子掉了……等等。所以母亲想不要我出世,只能想这些办法(她也未去医生处咨询人工流产的正确方法)。因此,每天在红木方桌的角上挤压,希望把孩子挤掉,结果不行。又听说吃奎宁丸及跳也可以让孩子掉的,经过试验,耳朵听力都减弱了,孩子仍然没有掉。后来父亲带她去泰山玩,是坐轿子(实际上相当于四川的“滑竿”)即椅子两边绑上竹竿,由两人抬上山。这样抬时会一上一下的闪动,小孩也容易流产,结果仍然无效果。
到了怀孕后期,母亲得了伤寒症,就去上海有名的治伤寒专家、名中医张聋膨处就诊,他告诉母亲:“你的病不算太严重,但你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会保不住。”母亲说,她当时听了很高兴,如果真是孩子掉了,她真求之不得。结果,一场伤寒下来,人也瘦了,肚子也缩小了。可是,小孩在肚子里仍是活的。本来的预产期也已经过了,结果直到第二年的阴历(即农历)二月初三才生出来,而且是个男孩。从母亲的心里一直在想到,这个孩子是左弄右弄都弄不掉,得了伤寒症医生都讲可能保不住,结果仍是不掉,一定有问题。加上幼年时我还爱哭,童年时非常顽皮。故此,只要我顽皮时弄坏什么东西,妈骂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讨债鬼”!
由于我幼年时就个性倔犟,记得有一次牙痛(要换乳牙时),妈就带我去看牙医,医师看了以后讲:“小弟弟,要给你拔掉这颗牙齿,你不要怕,我给你打点麻药,拔的时候就不痛了。”我张开嘴,闭着眼睛等他打麻药,结果医师并没有打麻药就给我拔掉了。当然我感到很痛,更气愤的是认为你医生是大人,不应该骗我小孩子。即时反应就是吐他口水,由于口腔内还有血,弄得医生白大衣上血渍斑斑。当然对母亲来讲,她感到很没有面子,也伤害了有钱人太太的自尊。所以当时一面向医生道歉,同时也告诉我:“以后你有病我也不会再带你出来看病。”而且母亲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以后凡是有头痛脑热等症,都是有铜板(即过去的硬币)给我“刮痧”,痛得我无法忍受时,我也只扭动身体而不喊痛字。
从此,我几次受伤都是外婆带我去医院,包括左耳生“耳膜疔”(实际上是蜂窝组织炎)去看中医石晓山,也是外婆陪去的。
三、极重亲情母亲是个极重亲情的人,不论对她的妈妈,或是哥哥,弟弟,都是照顾有加。以母亲自己的家庭情况来说,在虹庙弄开有木器店,至少可算是有产阶级。但整条街都是木器店,顾客进去以后,前后左右都会去看货,会反复比较质量和价格,所以真正成交一笔生意也不容易。因此,那里一般店主的生活水平也只能是不愁吃穿、生活平平而已!居住条件也不会太理想。以我外婆家来说,店面是双开间,底层是店堂间,陈列展示商品,二楼是作坊,加工、制作家具的地方,三楼方属住家所在。他们家有两间大的正房,包括住和吃饭,由于没有卫生间,所以必须在房间后方拦出放马桶的地方。所以,在母亲结婚以后,两个舅父各人一间,外婆则住在“四”层阁楼上面,下面则是厨房和洗涤的地方。在我们汇中银行开业以后,外婆继续管理木器店外,两个舅父也参与管理。
后来我们开设分行后,母亲就要求父亲让大舅父参与管理,所以父亲就委任大舅父为二马路石路分行的经理,那里离他家仅两个街口。由于两位舅父结婚后都有孩子,虹庙弄的住房问题也来了,所以母亲就把小舅父一家安排住到我们康瑙脱路(后改为康定路)分行的楼上(占三楼全部和二楼一半),因银行自身需用底层全部及二楼的一半。以后外婆就长住我家,因为大舅父家前后共生八个小孩子,小舅父家也有五名子女。
由于小舅父的学历不高,分家后家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母亲也一直有照顾。父亲为了让母亲安心,拟在虹口区横滨桥附近为她买一幢三层楼的住宅。但为过户的名字发生意见分歧,父亲要用母亲的名字,但母亲要用小舅父的名字。母亲讲:“你既然给我了,就是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何况他是我的弟弟。他生活有困难我还是要管,他有了房子,可以收租,他们生活就安定了,也不会有自卑感。”最后,父亲同意了母亲的意见。
四、为生活奔波在51年四月廿八日,由于夏伯士魁先生要去香港,他想借道杭州休息和游览数日,故由我陪同前往杭州。他于五月二日傍晚离开杭州,我则在五月三日由杭返沪(因杭州家中并无电话)故不知家中父亲在5月1日出哪。
在回上海后得知这种情况非常悲痛,,同时也预感到今后家中会有很多困难,而且现在家里除母亲外,我就是最大的男孩。所以妈妈和我商量可以做些什么?我考虑父亲外面如有债款,应首先收回,否则以后如消息传出,有些可能会收不到。因我想父亲临离开时应该会告诉母亲,所以白天就和母亲一起去催收款项。回家后为防再有其它情况,所以先把父亲好的衣服等装箱,要运走,连同父亲油画半身像等都运去郑洞国将军法华路住宅的汽车间存放,连汽车也借给郑将军家用。母亲则把她值钱的首饰带去虹庙弄交外婆保管,连我家那些相片装了四个麻袋运过去,因为那些相片都有历史意义。结果这些相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所谓的红卫兵抄走了。
此外,我又去了劝工银行大楼父亲的办公室开了保险箱,除发现一些未刻文字的印章,如鸡血石和田黄石外,还有几张已过期的人民币一万元一张的定期存单,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已不值什么了。而最意外的是发现七粒手枪子弹,但没有看见手枪。我就把子弹放在我穿的半高统雨靴内(因去时正下着雨),其他东西拿手帕包好放在衣袋里带回家中。回去后母亲看后说:“带来的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我说:“还有。”,就脱了雨靴把子弹倒出来。母亲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些都拿来了,快丢掉。”所以我就和母亲一起把它丢进了厨房门边的阴沟里。(这件事在七年以后,我在浙江义乌县作疾病调研和写论文期间,上海还专门派人来乡下调查,问我这情况。我则如实讲了经过,结果那两个调查的人告诉我,认为我的记性很好。同时向我透露,他们先期已问过母亲,也在阴沟内起出子弹。因为和二伯父检举的情况不符,主要是向我查证手枪的下落。但我和母亲讲的一致,东西也已找到,而我们也确实只知道这些,这是后话)。
过了两天后,中共正式派人来通知,说你们的财产,政府已经决定没收,限明晚前搬出,走时只准带自己的衣物细软,完全像土改时对待地主一样,用的是“扫地出门”的手段处理。实际上这种处理方式也是违背毛泽东制订的土改条例的。因为我们的情况与乡下农村中的地主完全不同,但那时未依政策被划成“地主”的确实也不少,至少我妻子家也是这样。我的岳父是四川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但因为他教的是园艺系,而川大又没有园艺农场,所以就以自己的工资收入购买了卅多亩地,种植各种果树。让学生有实际参加种植、修剪、灭虫、施肥、采果和嫁接等实际操作。她父亲并把从美国引进的“血橙”、“华盛顿脐橙”、“夏橙”(是一种夏天成熟的橙)以及“XXX柠檬”等优良品种的种植特性、优点、繁衍,以及如何推广等工作方法教给学生知道。但在土改时也是以地主成份没收其家产,并将岳父调去重庆北培的西南农学院任教。这就说明中共在执行所谓政策时,多数执行者是以“多多益善”的心态在搞。因为多划些“地主”、“富农”可以多没收些财产。
在我们被赶出自己的家门以后,根本没有另外的住处,只有分别到亲戚家去,我因年龄大一些,一个人去二伯父家暂住,其余的分别到两个舅父家去住。更重要的是学校还要上课,对我来讲,从广西路去华山路要横当时上海整个市区,这种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五、发还兰汤浴室自从我们被逐出自己的家以后,一家人分成三处住,加上我是一个人住在二伯父家,那时很不方便。特别是上学很远,所以五一年暑假期间就决定去杭州。我们杭州的房子是在学士路思鑫坊,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前面有天井,但无花园。母亲身边仅留六弟和小妹两人,由于系旧式的石库门房子,所以没有卫生间。田大嬷因她一直住在杭州我们的家中,所以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母亲则在上海调度经济,以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准,但至少还可以说“过得去”三字。
到了52年下半年,问题又来了,虹口横滨桥吟桂路的房子又发生问题了。因为这房子一直是租给别人住的,其中一户是大舅妈的弟弟张润康一家住在三楼。而他的老婆是最不满意,因为以前他们可以不付钱住,在我家出事后也要他们付房租了。所以这时她就到处去讲。给居委会讲;给区政府人员讲:“这房子是黄雨斋的,庄贵仁根本买不起这么大的房子“……。当然它以为检举有功以后,可以得到奖金,或它们住就不必付房租了。
由于这样的结果,果然市检察院就传讯了小舅父。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和小舅父商量应付办法,认为绝不可承认,而且原始凭证俱全,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所以在检察院传讯后也无法进一步处理。可是,检察院方面也进行了深入调查。如查了交易记录,是一次性付清交易款,以当年上海房产交易习惯,房价都以多少根“条子“来计算(即黄金十两一条为大条子,一两一条为小条子),房款也可以当日黄金牌价换成货币付现款。除此之外,他们还调查了当年虹庙弄木器行业的营业情况。同行们认为:即使是他们同行中(木器店)生意最兴隆的也不可能赚到购买这种房产的利润,何况他们认为当年黄源泰的生意并不很好。所以经第二次传讯后,小舅父确实压力非常大。
然后案子移送法院,母亲就告诉小舅父,法院开庭审讯时,她陪小舅父一起出庭。母亲向法庭承认,这吟桂路的房子实际是我的,是我的丈夫黄雨斋买给我的,这可以吧!我认为弟弟有困难,所以要求写我弟弟的名字,连我丈夫都不反对,所以这就是事实。那位承审法官年龄比较大,应属学过法律的“留用人员“,他还是比较讲究法律手续上的责任问题。因此,他转移话题至庄贵仁有隐瞒实情,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实际上他也是威胁母亲——即你弟弟以前讲是他买的,是讲了不真实的话。所以母亲就主动承担下了一切责任,说:“这一切都是我办的,首先,丈夫出钱给我买房子,我要用谁的名字只要丈夫同意,应该是可以的,既非偷又非抢,应无法律责任问题。至于兄弟承认是他买的,法律手续上也是齐全的,更何况是我一再要求他这样说的。因为我还有这么多子女,你们什么都拿走了,我们一家人怎么生活?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孩子都未成年,他们每天都要吃饭,要读书的。再有,历来中外任何政府处理这些事情也都是有先例的。有人如犯了罪,可以没收其财产,但都留有一条尾巴,那就是‘除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其全部财产’。”这样讲了以后,法院的法官讲:“这些我们会考虑。”
在最后一次宣判时,法院作了这样的宣判,大意是:吟桂路房子属黄雨斋出资购买,应予没收,广西北路兰汤浴室实际上为黄雨斋所有,也应予没收;庄贵仁在购买吟桂路房产时,虽非真正出资人,但法律手续上是齐全的,不另作处分。鉴于家属、子女生活需要,决定将原属黄雨斋所有的兰汤浴室,发还给庄承珍,今后由庄承珍全权经营。至于二伯父处也由法院正式通知黄兰斋关于没收兰汤浴室的判决。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去了兰汤上班,同时也将三楼原属库房的地方加以抬高,改造成有窗户的房间,这样就可以住人。而且经同业参考,职工评定和主管行政机关的批准,母亲的工资为每月四佰个“折实单位”。(因为当时物价仍有波动,政府以每月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实际价格平均数,公布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波动的,然后以“折实单位”价乘“折实单位”数,即当月工资实际应领数)。我记的当时的“折实单位”价约在四角几分至柒角几分的范围内波动,所以母亲每月工资收入也有了两佰多元。从此,全家的生活可以讲就稳定下来了(当时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约为59元一个月)。至于张润康的老婆原以为它立了“大功”,以后住房子可以不必付钱了,结果每月还要多付,而且不可以欠缴,更不能免缴。
六、公私合营的冲击平衡的日子过了三年,到了1956年全国又开展了各行各业公私合营运动的高潮,所有的资本家(或资方人员)都敲锣打鼓地集会,要求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兰汤当然也不例外。原因是,在政府批准合营后好处很多。首先是工商业可以得到继续生产原料供应的保证,商业网点可以得到商品的供应。(因为如纱厂要开工就必需有棉花,而棉花则是统购统销物资,浴室要营业必须要有煤,才能烧热水,粮店要有米、面粉等才可以营业……等)。
而且政府公布的办法中,保证资方人员全部留用,并会根据其工作能力适当安排工作。另外按评定的资产总额,分20年摊还给资本家。并特别定了一个名称叫“定息”。也就是说,廿年之后企业即属国家所有,到那时就没有私有制了。所以,所谓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又叫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必须过这一关。我们子女也拥护,因为廿年后我们都已长大了,工作了,妈妈的生活也不会有问题。更何况还有定息,即使不当经理,至少还有工资。
公私合营批准后,政府评定兰汤浴室的资产总值仅为六万多元,即每年的定息为三千一百伍拾元,也即每月约260元。但在定息政策正式公布前,即1955年的下半年,各私营企业资方人员在工商联系统内,组织学习、讨论。由于企业状况普遍不佳,所以都要“主动”提出减薪要求,所以母亲也要求减了近百元/每月。(如达不到上级预定的减薪数目是无法过关的)。但母亲想到,不管怎样,只要以后公私合营成功以后情况总是会好些的。
左盼右盼的公私合营终于尘埃落定,正式实施。一切行政、业务的指挥大权均由公方经理掌控,名为私方经理,实为劳动者。浴室为扩展业务,增开了女子部,招了两名女服务员,母亲被任命为组长,工资则又降至百元以下,即组长的工资水平。但不同的是一般员工下班后就走了,但私方人员必须善后,如锁门、关灯、检查水喉是否关紧……等。因此,在打烊以后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回家休息。
虽然减少了两次工资,在正式发放“定息”以后,实际的每月收入还是比以前有所增加。但是,好景不常,“定息”只发了几年,在灾荒年代就被宣布取消了。那时又由于物资缺乏,物价上扬,但我已开始工作,弟妹中也有已参加工作的,所以整体而言,日常生活还算过得去。
七、平安渡过“文革”在母亲经过公私合营和“灾荒年代”以后,大陆最主要的运动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幸好母亲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只是默默地搞好工作,也不会对其他职工多作交谈,更不会对其他人的是非进行评论。参加政治学习时也都按照报纸的说法发言,所以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外婆也在文革开始前的65年已经去世。假如不是这样,母亲也可能会受到一些牵连。因为外婆经常会不分场合骂人,所以在虹庙弄里关系不是很好。
“文革”一开始是以批判所谓的“阶级敌人”为主要对象,黄浦区的沐浴业也开过批斗大会,在天蟾舞台的大会上,除主要的批斗对象站在舞台中间外,全区沐浴业所有的资方人员均需上台分别站在两边,并低头作为“陪斗”人员,所以母亲也不例外。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抄家”,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人想趁机发点小财。我们家那时住在兰汤浴室楼上,结果他们一点也没有收获,倒是存放在虹庙弄舅父家的四麻袋相片被运走了。这些相片我估计肯定是缴公了,因为上海绍兴出版社出版的《海上十闻人》和《黄金荣传》两书中的插图中有几张相片是分别在我家屋顶花园和二楼的中式会客室内照的相片。而且这些相片对抄家人员是毫无用处,也是不值钱的。、
另外幸运的是兰汤浴室里的“群众组织”没有分成两派,这样内部就和平,行动也统一。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大企业或公司、工厂群众组织也有分成两派的。这样一开会就拿资方人员做“出气筒”,开会时拿来作批斗的对象。而且为了表现出他们的革命性,所以多数会想方设法来折磨被批斗的对象。
上海更有一些工厂和外面另一派的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当时还有一股歪风,就是对有海外关系(包括港、台)的人特别歧视。而母亲由于平时很低调,也不张扬,加上和职工相处融洽,所以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而且多年来,她一直是早上班(要开门)、迟下班,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然,那时母亲也已很胆小了,深知周围的环境,所以说话、做事更加小心,这点和我在内江工作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就这样,母亲算是平平安安的渡过了文革。在七十年代,政府结束兰汤浴室营业点时,还给她以职工身份退休,工龄从公私合营时算起。我们的家也就从广西北路494号的兰汤旧址,搬到了广西北路116号新址,仍然和六弟和小妹两家同住。
八、移居深圳到了一九八九年,由于我们在深圳东乐花园购买的房子已可入伙,所以就告诉母亲,希望她来深圳居住,这样也可免得我每年回上海陪她老人家过年,(因我自79年底来港后,要在香港居住满一年始可领取身份证明书,只有有了身份证明书才可以离开香港和返回香港)如果母亲来深圳后,可免去每年的上海之行。同时也可以就近照顾,小妹也可同来深圳居住,以增进与平武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住在上海要好得多。而且我购的“A”座为三居室,大哥购的“C”座为两居室。我在接到地产商通知后,又去海关交涉进口家具和电器问题,深圳海关答复:只有付清房款者方可免税进口家具及电器。为此,我立即付清全部屋款,又将两个单元房屋进行了装修。另一方面,也要在香港购买家电,包括空调机、抽湿机、洗衣机、吸尘器、各式灯具、雪柜和吊扇等。因为海关规定只审批一次,而且主要家具也要从香港运来深圳,仅不足者在深圳作小量添置。由于母亲不习惯睡席梦舒软床,所以还要从上海把她睡的棕绷床及其他用惯的东西和小妹需用的家具等一起运来深圳。那时因为我留在上海的钱有一万多人民币,所以也足够支付所有的费用。
在装修完成以后,母亲及小妹均由上海乘飞机来深圳,床及其他需用之特则由小货柜(铁路局专用)运来深圳。我则从红墈把所有可用之家具也一次运来,餐桌都有两套,玻璃的那套“C”座用,我自己则用大的一套,吊扇两台则两座的客厅各安装一台。冷气机我共进口四台,其中一台则安装在母亲的卧室内。这样两边的房子都完全可以住了。
母亲来深圳时六弟还在深圳(他很想在深圳做点生意),所以母亲也很高兴,因为她一直最喜欢的儿子和女儿都可以在深圳陪她了。我自己则本着父亲的教导,尽“孝”而已!
母亲在深圳期间,我自己只要未去外地洽谈生意,在港时约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圳渡过的,先是隔天来一次,(因我还要回香港喂养家中的爱犬“洛奇”),后来大嫂建华在美国帮我买了贮存式喂饲器(分别可贮存五日的狗粮及水),我就改为一周在深圳住三天,香港住四天。在深圳时,很多时间是陪母亲聊天,也有时陪母亲出去玩或去餐馆进餐。为了去游览远的地方,如民俗文化村及世界之窗等,还购买了轮椅。

但是,有时也会遇上“吃力不讨好”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去肇庆玩了以后回来,讲起祖父、母的坟被当地政府毁掉以后,乡下积桂堂兄把遗骨拾起埋了一个土堆(在积浩堂兄处看到相片)连墓碑都没有一块。所以我就交三千元人民币请积浩兄寄交积桂,为祖父母做一像坟墓样的坟。后来我第二次去肇庆时,积浩给我看了他汇出款项的收据和积桂寄来的相片,相片上看到墓碑已立了,土堆的四周已围了两层条石,估计地面以下应该还有一层。积浩讲:“以这样的工程,在乡下500元就差不多了……”意思是钱多寄了,而积桂信中也未讲用了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国内尚未发行百元大钞。不过我想的是:作为子孙我尽了力了。回到深圳后我也把这事给妈妈讲了,妈听了,反而很生气,她说:“你父亲为了祖坟,叫我丢掉一个儿子了,你还要花钱去搞这些事!”这真把我说呆了,其实我想到的只是祖宗,我没有父亲的能力。但经修整以后,至少祖先的遗骨不致因大雨冲刷而流失,尽一点心力而已!
母亲在深圳前后共住了四年多,前三年我在饮食上还作些控制,因为她既患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所以在食物方面只要对疾病影响不太大的,我都尽量满足,如鱼类、瘦肉、家禽类以及多配些豆类制品,并搭配一些蔬菜等。但母亲似乎并不理解做儿子的想法。所以在93年起,我也不再限制了。总之,她想吃什么,只要港、深两地能买得到的,我都给她买,这样至少让母亲情绪上会开心一些。
此外,母亲对外孙显峰的溺爱也是相当过份的。母亲说:想吃“阿华田”饮料,我信以为真,就从香港买了带过去。过了一个多星期,她又说吃完了要买,我就又买。但心里总觉得有点疑惑,哪有可能这么大一罐(二磅装)阿华田一个多星期就喝完。这对糖尿病人是非常不宜的。后来,当时在深圳工作的另一个外甥佳骏就告诉我:“三舅,你买的阿华田阿奶根本未吃,第二天就叫我寄给上海的张显峰了。”所以我知道后,心理也不高兴,但我也不好直说,因为怕老人家不开心。从此之后,妈要吃什么,我仍买什么。凡生食买回后,让小妹煮,罐头之类就开了当时就给妈吃或喝。像鲍鱼之类的罐头也是开了后让小妹加工成熟食,吃不完放冰箱。其实如像阿华田之类就和上海产的“乐口福”是一样的东西,但阿华田的售价比乐口福贵得多,因为是外国生产的,只是如此而已!
到了94年中,我发现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就分别电告了上海的弟妹,如果有条件的话,他们都来看看妈妈。所以五月至六月初,八、九妹、锦梁都来过了。至六月中旬,我看母亲虽已住过一次医院后出院,但总体情况并未根本改善。所以打电话去台北,叫女儿把两个小孩都带来,当时我外孙许文得仅出生两个月。让小孩过来,一方面希望冲冲喜,使母亲高兴一些,增加对生命的信心。另一方面,这至少是“四代同堂”了。这样母亲也确实有些好转,蔼慈时年四岁,还爬上床站在母亲背后为老人家捏背,说:“我给祖祖按摩。”母亲听了也很开心,说:“孩子很乖”。而且精神也有好转。但是根本的体力和健康状况没有恢复,小腿的溃疡也无法愈合。所以在六月底一次上厕所时,在坐下去的过程中,因为双脚无力,实际上是跌下去的,这样后脑也撞到水箱盖和其他东西,当时就感到头昏及疼痛,正好我也在深圳,所以就打电话要救护车送去就近的东湖医院急诊,经初步处理以后,又转去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为颅内出血、高血压、糖尿病。
由于没有正规病床,他们建议转往罗湖区医院,我们未同意,希望在市医院等病床。同时在急诊部观察室治疗。我在晚上十一时以后回家,第二天清晨五时左右,小妹打电话告诉我,妈的情况不好,又昏了一次。所以我告诉小妹速请医生处理(急诊室有各种抢救设备,并有值班医护人员)。同时打电话去香港,告诉大哥,要他尽快赶来深圳。我则办完这些即乘出租车去医院,到了医院母亲时醒、时昏(似睡),非常反复,但总的情况是不好的。这样延至八点以后,突然十分清醒,她要我帮她背后塞枕头,这样她好讲话。这时母亲好像很清醒,但我知道这是回光返照,时间不多了。母亲再问大哥通知没有?我讲一早我就去了电话了,大哥一定会赶过来的。妈又讲了一些她担忧的事,希望一定解决好。我告诉妈,这些事情问题不大,不需要担心的,最后她又昏迷过去了。
我一面通知医院值班医生把母亲从留医室转往抢救室抢救,然后去大门口等,等大哥来时一起到抢救室,但这之后一直没有醒过。我们在抢救室一面看人,一面看仪表,直到上午十点过几分,心电图不正常,请医生注射了强心剂。但是效果不佳,几分钟后心电图的曲线逐渐平直,值班医生问是否需要再在心脏直注强心剂?我和大哥商量以后,觉得没有必要再折磨了,还是让母亲这样平平稳稳的走吧!小妹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直至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大哥把母亲睁开的眼睛抹闭了,这就标志着让母亲从此放心地离开我们而去。
然后,我们要考虑母亲的后事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让弟妹们来深圳奔丧,因为有些才来过,走一趟也不容易。生前看望才是最重要的,人已去世,再跑一趟也增加大家的负担。我们办了以后再带骨灰回上海下葬。至此,母亲算是离开我们了,享寿八十又三岁。
                                                                     第四章 我的童年

一、旧宅生活我的童年可以这样讲,既有幸福也有无奈,而且我自己也承认是很顽皮的。我们家的小孩,除大哥是妈妈自己带了一个多月外(包括喂奶),其余的都是请奶妈喂养。
据我二哥的奶妈告诉我,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讲:“所有的奶妈中,我的奶妈是最漂亮的,但是待小孩是最不好的。”一般她也不会在大家面前(包括女佣宿舍)喂孩子。日子一长,大家也都习惯了,只要我不哭,就以为她在陪我或喂奶。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家厨房比较大,是用大锅煮饭,每天她都要偷偷地掏一碗米汤起来,别人也不清楚,结果她掏起来的米汤,放糖以后转装进奶瓶里喂我吃。只有在母亲处我饿时,妈叫她来喂,她才喂奶。所以我在想,是否那时她自己的小孩也在上海,而且她也是最爱出去的。虽然她是常州人,但常出去,说明她在上海本地有交往。比较不好的做法是我将近满周岁时,她经常把我放在“坐车”里,给我一个咸蛋,一根筷子,让我一个人在女佣房内自己挑咸蛋吃。由于只有一枝筷子挑,所以必然吃不到大块的,但因为可以接触到蛋,故此又有味道,这样就不会哭。等她外面把自己的私事办完回来,我还在挑蛋吃呢!由于这个方法很好,所以我的奶妈经常用这个方法来“安置”我。
到了1937年上海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日寇侵华已是如箭在弦之势。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奶妈和我家的汽车夫“小华”两人逃跑了(实际上是私奔)。因为奶妈在乡下是有丈夫的,沾上城市气息后,又有会开汽车的人喜欢她,故此双双不辞而别。所以这时我二哥的奶妈就改带我(二哥此时已五岁)。
临近日本侵华,八月间的天气很热,我又生痱子等,也经常哭。为了避免战争时发生混乱,所以父母亲决定先把小一些的孩子带去余姚乡下暂避,这样三个奶妈就带了姊、我和五弟一起坐火车经杭州去乡下暂避,后来因日军并未进攻租界,所以我们又回到上海。
童年的我就非常顽皮,至少应属近似“过动儿”之类。记得上学前(还未满五岁)在吃晚饭时因跷凳子而后仰倒下。因客堂的地是地砖而跌破了后脑勺,当场血流如注。大人赶紧给我用纱布压住送去医院包扎,这是我有记忆中的第一次去医院。
我们童年时,学校老师可以体罚学生,轻则“立壁角”,重则打手心。立壁角的意思是“面壁思过”。我读的第一个学校是华华小学,位于四马路(现为为福州路)我们家住在二马路,这就是说只隔两个街口。但那个学校是在弄堂内,根本没有操场,课间休息只能在弄堂里玩。由于弄堂本来就不宽,踢皮球不是踢到行人就是踢破居民家的玻璃窗。甚至连玩跳绳或踢毽子都可以出问题。所以被老师处罚也是常事。本人则曾被罚立壁角,还未被打过手心。而一般被打手心者多为不交作业且又顽皮贪玩的学生,但他们也都有办法对付。据说在手心部位擦一点麻油,被打的时候就不会很痛。
由于家里管得很严,在放学回家后是不准出去的。那时我们二马路《汇中里》的家,属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顶上是瓦片,与以后搬去武定路的新式洋房完全不同。家里也没有花园,只有天井,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玩的。但我上晒台以后,看到“山墙”是斜坡,而且较瓦片高一尺左右。由于是人字形,中间最高,那情况很像滑梯。所以做完功课感到无聊时,觉得这里也可以消磨时间。这样就开展了我的“运动”,先从瓦片边缘爬上尖顶,又从高处往下滑,觉得很爽。虽然阻力比滑梯大(因为不光滑),但仍滑得下去。滑了几下,觉得还满意。隔了几天等到星期天,又想起上晒台玩“滑梯”,因为时间多,玩得也很开心。后来觉得屁股有点痛,结果下来一摸,屁股都出血了,裤子也磨破了。原来那山墙是水泥砌成的,虽有坡度,但不很光滑,而且沙的含量也比公园的滑梯多。所以经多次磨擦后,裤子两层都磨穿了,最后皮肉直接在水泥上磨才感到痛,当然就出血了。由于这种情况,所以伤了也不敢讲,只好把裤子换了丢掉,让伤慢慢自愈。
二、搬迁新屋在我读完二年级后就搬家,迁入新屋后,那里条件很好,位于武定路西摩路口(西摩路即现在陕西北路,当年已属尽头,到武定路止)。念书的学校也由四马路的华华小学转至西摩路小学,我和五弟仍同一小学。这个学校就有一操场,因为那是一排共有十二幢的花园别墅群。她是从弋登路(现江宁路)口沿武定路一直延伸到西摩路口,我们的学校是其中的两幢。而我们的家则在武定路西摩路口,正房的前方为扇面形,既面对武定路也面对西摩路。围墙则属正方式,正屋前面为花园及车道,汽车从武定路开过来,到西摩路一转弯可直接驶入大门内的车道。车道边则为花园,花园里有树木草地及假山,还有一条弧形的上、下车过道(方便上、下车之用,因为由它连接L形正车道)。主楼高四层,第五层上是平台,只建了贮水池,以保证楼内用水的稳定,贮水池则有自动控制装置,所以不会溢出。在房子的后方围墙因建有佣人宿舍,所以原属天井部份也安装了电灯。
在我们就近转学入西摩路小学后,由于有正式的操场,所以每天都愿意早些去学校。那里玩的也比较多,可以玩球类,也可以跳绳、踢毽、踩高跷等。在班上同学玩熟以后,大家同学喜欢玩“女生抓男生”(即所谓的“官兵捉强盗”),这样大家都在操场上奔跑。日子一久,女同学就不高兴,她们提出:今天男生捉女生。我们也同意,结果往往只要十来分钟就全部捉完。所以她们也只能眼气,因为根本原因是男孩跑的速度就快过女孩子。
由于当年老师分座位,有男女同桌,我旁边坐的一位女生,记得名叫仇美珍,她很老实。因为我们两人共用一张书桌,我就在桌子中间用腊笔划一条中线,表示双方均不可越界。但我自己经常会“越界”,对方除把手放上桌以阻挡外,一般不会有抗议。但是,如果她不小心越界时,我会用手“拧”她越界的部份。这实际上是很霸道的,根本不懂“怜香惜玉”。
那时,父母为了我们学业上能更上一层楼,所以请了家庭教师,大哥二哥的是教现代科学的方姓女老师,她每天会来,寒、暑假则不来。她教的是数、理、化。我和五弟则请的是位老夫子,他是前清的“举人”。他则是在寒、暑假期间来教我们学古文,写作文及书写毛笔字。
方姓女老师是一位基督徒,由于她是在学校上课期间帮两位哥哥辅导,而我则在下午放学回家后很快会把功课做完,也喜欢去听她讲解课程的内容,所以她也很喜欢我。有一次星期天来,讲要带我去教堂做礼拜,我就跟她出去。那教堂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路)西摩路交界处,教堂名字叫“怀恩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教堂,方老师教我怎样祈祷,很遗憾的是,我正在埋头祈祷时,传来一个布口袋,里面又有钱,因为我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方老师告诉我,这是向上帝奉献的口袋,要捐钱给上帝。我告诉她,我是连零用钱都没有的人,拿什么奉献?她知道后就把钱塞给我,叫我放在口袋里,作为我给上帝的奉献。这其实是对我自尊心的极大伤害,所以我从此不再进教堂。(来台湾后,因为妻子、女儿等都在信奉耶稣,所以在圣诞夜,他们教会要办庆祝活动时,有时我也会去看看,但做礼拜我是不参预的。)
邱老夫子则其名为邱少甫,他的任务是在寒、暑假期间教我们练习书写毛笔字,教我们学《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每天的任务是两张大楷、两张小楷;每天还要学一篇《古文观止》的文章并背诵全文;“论语”及“孟子”则讲解其意义而不必全文背诵。所以表面上学校放寒、暑假,但实际上我们比上学更辛苦!因为那时夏天除电风扇外,是没有所谓空调的。
当年的老夫子要求我们写大楷时,手臂不能靠在桌子上,要全部凌空提笔书写。写小楷时,腕部不能靠桌,但肘部可以放在桌上。因此,即使在寒冬腊月写字时身上也会出汗。但是,成效也确实显著。我在四年级起(五弟三年级),全校的中、英文书法比赛,一、二名均为我和五弟二人所包办,但名次上我和五弟则互有领先。
到了小学六年级,我十二岁那年,有人请邱老夫子为庙里写一块“匾”。他就叫我写,但我从未写过这么大的字。因为每个字约四平方尺(即两市尺见方),是把纸铺在地上,用特制的大笔书写,一大张纸一个字。匾额主文是“神之格思”四字,上额是“献给杭州西法华山老东岭庙”,下落献匾者名,边上加写“十二龄童黄柱国敬书,并落年、月。
本来以为,最近的西摩路小学应该可以读毕业,但47年初的一场武定路大火,把整整十二幢的花园别墅烧个精光,我们就读的西摩路小学当然也不能幸免。首先起火的是靠近弋登路口的“三友实业社”老板的家,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电线走火,有说是客厅里拜神的蜡烛等起火。由于老板一家人年夜饭后去看戏未归,而消防人员到达后未立即灌救,相反一部份人去厨房搬食物到花园大快朵颐;也有说有消防员潜入主人的房间用消防斧劈保险箱盗窃财物。主人在得到消息赶回住处后,那些消防员仍不全力灌救,要谈全力灌救的价码。事实上该宅已烧了大半,且已波及隔壁。但消防人员的“原则”始终未变,即住宅主人必需谈妥价码,他们才会开始真正的灌救。
由于火势越来越大,我们全家也都起来了,而且都在做防火的准备。我们在面对对面马路的窗口都挂上打湿水的棉被,并在四楼屋顶花园的水龙头上接了橡皮管,以便必要时向下面车道上方的芦席棚及挂在窗止的棉被继续射水(因担心如果烧到对面房子时,火的热力辐射会把窗玻璃烤碎。
大约在烧到中间六、七幢时,驻在新闸路外国兵营的美军也出动加入救火行列。由于附近的消防栓都被市消防队占用,所以美军在康瑙脱路(即现康定路)才找到消防栓,接上后用吉普车载着水管带的滚桶,一边开车,一边放水带,把消防带(帆布制)接长,速度真的很快,我们看了也从内心感到高兴。他们的工作完全不像上海消防队以人工慢慢接驳。可惜的是他们人数不多,也仅一条水龙,无法阻止火势的蔓延。
为此,我们还拿相机由大哥掌控拍照。因为当时已经烧掉了一半,故此我们约是第六、七幢开始,以后每幢突起大火就照一张,直到最后一幢烧尽。在我们照完时天色也已渐明,我们也是一整夜未睡觉。上午我们去相馆冲洗,相馆也很配合,立即冲印。在拿到相片后,我和大哥商量是否送报馆?最后决定就近送去《新闻报》社。(中共统治上海后改为新闻日报社,但刊头字体未变)午饭后,我们到报社找到了该报著名的摄影记者马赓伯先生,把相片拿给他看,相片他全部要去,但底片只要了最后一张。他告诉我们,要制版刊登必须要有底片始能制成铜版,而这最后一张也是最清楚的(因为距离最近),同时也留了赠送者的名字,第二天在评论武定路大火的文章中刊登了我们送去的那张底片制出的相片。因为我们的相片是在居高临下拍的,记者他们还不可能有这种拍摄的条件。
由于学校被烧毁,我们按教育局的安排转学去胶州路小学继续上学,那时我已六年级了。胶州路小学与胶州路体育场仅一篱之隔。学校邻近还有一家上海的“验尸所”,像我胆子比较大的,就喜欢去看。只要看到该所大门敞开,并有汽车停着,我都会奔出去看一下,有看头就溜进去(因为在门口挂有谢绝参观的告示牌)。先是看到死人还有点怕,属于既想看、又怕看的境界,但多看几次就不怕了。但是,有一次在验房门口看,突然看到死人“手臂挥动”这确实把我吓坏了,急忙跑出大门。但是等了一下,看剖验人员一个都未出来。所以又进去看,看到尸体已覆面,这才知道原来是剖验人员将尸体翻身检查背面而已。真是虚惊一场!
因为胶州路小学临近体育场,而且里面有人教打“小红拳”,回来讲了父亲同意我们去学,由于天气还很冷,所以让裁缝做了两件和尚棉袄(即比较宽大、又比长衫短一些,很适合运动时穿)。这样我们每天很早去学校,把书包等放好就换衣,学够时间后回到学校又把运动服换掉,再换回上学的衣服。所谓的“和尚棉衣”就放在学校里,免得每天都要带来带去。

第五章 进入中学
    我的中学生活比较复杂,短短六年中却换了两个地方,分别在上海和杭州。而学校也换了四所,并且中间还休学一个学期。但并未耽误升学,如期报考且考入了大学。在小学毕业以后,我就考入哥就读的私立大同大学附属中学。由于离家很近,不到两个街口。学校是沿新闸路兴建,沿街均有围墙围住,靠近马路的一座长条形房子为三层楼的附中部,后面五层楼的房子为大学部,两幢楼的中间是运动场。有双重大门,沿马路的大门很宽,方便汽车出入,但真正的校门则是面对操场这一侧。所以进入第一道大门后的空地,实际上仅起着停车场的作用。大学部确实也有不少富家子弟是开车来,或有车送来上学。由于我们住得很近,所以都步行上学。
附中部虽有围墙分隔外面马路,但由于距离较近,所以大型车辆驶过仍有影响,仅不严重而已。在大同附中读了三年,初中毕业后,中共的《华东革命大学》正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学生考取后,所有学、杂费全免,并有伙食、住宿供应。两年后分配工作。
看到这种广告确实心动,因为那时上海的社会也已比较安定。马路上更没有那些前国军的伤兵到处滋扰老百姓,所以就自己报了名要投考“华东革大”。结果通知体检的通知书寄至家中,被父、母知道后就不准我出去,晚上还把房门锁上,直到通知单告知的日期过了,才恢复“自由”。这时最遗憾的事是,各校高中报名,考试期都过了,连大同附中高中部原来只要报个名就可以直升的时间也过了,我就变成没有地方可去上学。这时,父亲也找我谈心,告诉我:他准备去香港的打算,打算去香港办纱厂,在父亲讲述投资计划后,由我按父亲的意图执笔写成书面投资计划,并准备以后的工作。还讲如不想读书以后也可以跟父亲一起学做生意。
一直到了过年,我还是想读书。所以又找春始班的学校报考(上海较少),正好交通大学教授会新一所《文治中学》,结果我考上了。该校所有教师均由交通大学的教授兼任,只是在51年春季入学,缺点是路很远,在华山路交通大学内,必须骑自行车去上课。
由于后来家中发生变故,在文治中学只读了一学期,我和弟妹移居杭州,在杭州考入了杭州最有名的私立《安定中学》。该校春始、秋始都有,而且必须住校,校规也极严峻,每周六下午可以放假回家,星期日7PM以前必须回到学校,过时校门上锁,一律不开。教师出入则经过门房收发室的两道门进出。
我在安定中学只读了一年,因为学费、膳宿费加在一起,费用不低。尽管安定中学的教导主任吴镭先生(兼教物理)对我很好,也喜欢我这个学生。因为在物理课所有课堂提问时,在被抽中的同学答不出时才问我,而我也从未让他失望过。但由于在一次期中考试时,我帮同学作弊,使他非常生气。由于我一般在班上都交“头卷”,大约廿分钟左右我就可以交卷,在交卷后一般老师也都会专心阅卷。但他不看卷子却在看我,我从他前面出教室门时前,丢了我抄下答案的小纸团给前排的同学,那个同学又未专心,结果纸团跌落地下,被老师发现,打开一看,全是考题答案。所以老师当场宣布我及那个同学均为零分,并叫我下课钟后去他办公室,但又未叫接受答案的同学去。到办公室后,老师的余气仍未消除,他说我让他太失望了,做这种事情不是帮助同学,反而是害了他,因为这样做,他即使全对,拿了100分又有什么用呢?!真正帮助同学应该帮他理解、让他懂,和他一起赴才对。我也知道吴镭老师的苦口婆心,帮助同学也是我的责任。所以以后在上晚自习时,我也帮其他同学复习(因为我一般课后作业约用二节晚自习中的一节时间就够了)。虽然这样,但我心中一直在担心期中考试的那个“〇”WV,因为即使大考(即期末考试)考100分,最后在成绩报告单上也会很难看。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物理科在成绩单上竟然是97分,我去问了老师,他讲成绩单上的是总成绩,是总体表现,是含有平时考核的,不是算术的加减乘除。
在安定中学读了一年以后,由于家中经济情况越来越差,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去寻找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当时任职浙江省政府交际处处长,他答应帮忙。所以他通过浙江省教育厅的中教处处长江XX接待我。我去教育厅见江处长,我见江处长后,他讲:你转学如报考是来不及了,要我把安定中学的成绩报告单给他看。结果他看了成绩单后决定留下成绩单,并告诉我一切由他安排,听候通知。就这样最后通知我就读的学校是“浙江省立杭州第一中学”(因为省立中学中只有杭一中有高中春始班)。我在杭一中仍住校,但学费和膳宿费则减少很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完了高中全部课程,数学方面还学了“解析几何”。在就读杭一中时也同安定中学一样,每天有晚自习,由于那里教师多数都住在学校内的宿舍,所以班主任几乎经常要在晚自习来班上巡视,他见到我几乎第二节自习时都在教室内“踱方步”,所以就查我的作业,结果看到确实是已全部完成。因此,他就交任务给我,说:“你反正有时间,以后班上要搞一个‘黑板报’,每天把同学中的好人好事及不好的事记录下,写在黑板上,展开批评与表扬。”这样我的业余时间就被剥夺了。因为每天要写满一黑板,还要图文并茂。开始时我还不熟,所以时间很紧,约不到一个月,我已能驾轻就熟,完成黑板报后仍可有一些多余的时间“踱方步”了。就在这段时间,我又接到学校学生会宣传组给我发来的聘请书(相信应是老师事前和学生会联络过的),聘我参加每周二期的校黑板报的编辑与出版,学生会的黑板报每期三大黑板,即写满三块大黑板,虽然是分成两组,即每周一组人负责出版一次,但要包括收集资料及书写出版。这样一来,我的时间确实很紧了。关键是审稿及写上黑板很花时间。所以第二学期(即最后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下降,我就趁此机会向班主任及学生会提出请辞。还好班主任及学生会也都同意了。因为毕业班的学生有理由要全面复习,这对学校也很重要。上榜率的高低牵涉到学校的声誉,而且我们复习的是全高中的所有科目,包括早已学过的立体几何、理、化、语文、地、史等课程,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加以复习,而且我们在最后一学期还学了解析几何。
在完成学校的毕业考试以后,我们还必须留在杭州家中继续复习全高中所有课程和参加杭州地区的高等学校入学统考。在完成统考以后,我才回到上海家中休息。在等到发榜那一天,真是全家都紧张,而我自己的估计是,录取应无问题,但学校的选择上不一定是自己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数、理、化都不成问题,最影响成绩(总分)的应该是英文成绩,因为英文试卷中的作文(占一半分数)我领会错了试题的意思。因此作文应该是几乎无分,这样英文成绩一定会拉低总分。由于当年的高考人数不太多,录取的人数也不太多,所以都在报上公布上榜名单。所有华东地区录取名单都在上海《解放日报》(即原来的《申报》)上公布,所以发榜这天全家都有些紧张,弟弟也帮我找,因为总名单多达六、七个版面,因此,我就按填志愿程序的先后找,很快就在浙江医学院的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但差别是未录取在医疗系而是录取在公共卫生系。下一步的任务是等待正式录取通知书的送达,这样才算正式结束我的中学阶段。
第六章
从大学到研究所毕业在从杭一中毕业以后,已是53年的夏季,这年的暑假后半段算是在上海渡过的。因前半段还要复习课程,参加高校的统考,回到上海后才真正得到休息。但命运作弄人,四年的大学生涯竟然不能在一个学校完成。
     进浙江医学院由于被录取的学校是浙江医学院,以前是浙江大学医学院,解放后从浙江大学分出来,单独成立浙江医学院,院址在延龄路顶端,前浙江省高等法院的旧址。距西湖和六公园特别近,但由于原法院的院址有限,所以所有的宿舍均在学院后方兴建,中间只隔一条巷子。院内房舍则是做老师办公、教研室、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另有大操场和绿化带。进学院大门,中间就是圆形花坛,花坛四周则是汽车道,对正大门的大屋是院办公室。学院所处的位置又是闹中带静,又临近西湖风景区。而一出大门又是杭州市的主要商业大街之一的延龄路(现改名延安路),所以购物也特别方便。进入大学以后,标志着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连教学的习惯也必需作全面的改变。首先,教室变大了,同学也多了(全班120名同学,分成四个小班,每班30人),全班又称大班,上课时都在一起,讨论及实验室则分小班进行。
我们的集体宿舍,每个房舍分别为住10~20人,而每个人还有膳宿科发的灌开水用的“名牌”,将它挂在自己的热水瓶上,每天去上课前把水瓶提到楼下梯间,然后中午饭后回宿舍时提回自己房间。我住校不论是中学或大学都不愿意睡下铺,都是睡的上铺,因为上铺没有人会来坐。
在浙医,第一学期我就被指定为“政治课代表”,每门课都有一位课代表,课代表的作用是把同学中对该课程疑问与难题,和任课老师沟通,假如一般不懂的问题,如果课代表清楚,也可直接为同学讲解。如果有很多同学都不清楚,则可请任课老师再次重点讲解。
我们的俄文老师是一位中法混血儿,她是浙大外文系李老师的女儿,从浙大英文系毕业,由于那时俄语吃香,所以她又学了俄语,而她本身学的英语,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上海人,她又在杭州长大,所以她中文方面会讲上海话、杭州话和国语,外文方面精通英、法语,又学了俄语,真可算不简单了。可惜的是她比我们还先一步离开了杭州而随其母亲去了法国,并定居于法国南部的里昂。她离开浙医的原因是受不了外文教研组的陆姓组长的骚扰,由于那人单方面想和李好,而李又看不起陆。特别对在李去上课时,私自翻看她的皮包,还把自己的“求爱信”放入她的皮包,真是有点过分。
浙医的师资阵容还是比较强的,例如洪式闾、蔡堡、王季午等,都是国内和浙江省有名的教授。
由于我们学习的专业是《公共卫生学系》,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要在医学系毕业的基础上才可以报读的专业。那些国家的卫生行政官员也必需是公共卫生专业毕业者才可以担任,所以我们的课程安排也特别紧。我们的学制是四年制,学的学科超过四十门(有的还是两科内容集中在一个课程中讲授)。一学年学的课程超过十门,还有半年多要留作生产实习之用。所以,最后一学期连寒假都没有放。医学系每年课程为九门,最后一年为生产实习。因此,卫生系的课程特别紧张,但是,临床方面课程虽然面面俱到,不够深入也是事实。所以很多同学都说:“我们是万金油”,意思是“万金油”什么病都可以用一点,是否真能解决问题?则不清楚。但我却觉得至少学到了基础,可以自己继续钻研,还是可以解决问题。
在浙医读了两年,暑假前传来消息,中央决定在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一次“院系调整”。卫生部则决定将浙江医学院的卫生系和山东医学院的药学系调整到成都的四川医学院。认为这样既可充实师资的力量,又可解决学生多、寡的矛盾。
由于那时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除北京是面向全国外,其他均按各大行政区进行。西南、西北的教育事业发展明显落后于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加上当时我们对四川或成都缺乏感性的认知,只是觉得一定非常落后。更何况我们班上的上海人或上海附近的人的比例很高,对院系调整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在学校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和四川医学院派了专人到杭州举行报告会,具体介绍了四川医学院的情况;以及说明川医的前身是加拿大教会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和用大量照片介绍“华西坝风景”后,大家的心态平静很多。留下的主要是舍不得离开家乡的感情,更想到去川以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自己渡过幼年、童年、青年时代所熟悉的上海和杭州。
     远征四川在浙医完成两年的课程和中央卫生部关于院系调整决定的学习以后,我们开始放一个短暑假,同时把在浙医宿舍中的行李等全部搬回上海,等待7/8由上海启程去四川。在离开杭州时还真有点难舍的心情,因为去川以后,不论杭州还是上海,都将会变成遥远的故乡。女同学的这份情感比我们男生则更深。而我本身除乡情之外,也还有一份母亲反对的初恋情。但这方面我自己的感受不是很深,因为母亲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甚至连我外婆都不赞成,说她是连手帕都不会洗的人,要来做什么?!其实这些意见和看法我也已转达,而且对方表示:一定会学会洗衣服和做其他家务事。我当时的思想境界是:一切尊重父母的决定权,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不大。加上我有一种“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所以连要内迁的消息都未告知对方,这样可以让她记恨,并可自行寻找合适的对象。
根据学校决定内迁的日子,1955年8月7日,全体同学必须在上午七时前到达十六铺码头集合上船,乘坐“江汉轮”由上海à武汉。10日在武汉医学院(即原上海同济医学院内迁后改名为武汉医学院)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换乘“民众轮”(系当时川江中最大的客轮)逆水上行去重庆。由于是上行,所以需时约七天,于17日晚到重庆,在重庆宾馆住一晚。第二天改乘火车(成渝路已通车)在19日到达成都。因启程前系由浙医发给途中差旅补助费,并按十三天计算,每天一元,每人共发十三元,但曾言明多不退、少则补。现在结果是准时到达,互不吃亏,但当时是按杭州水准发的,算是较成都略高一点。因此,整个旅途下来,相信每个同学多少都会有一些“结余”。因在民众轮上每天餐费仅六角,江汉轮上未超过八角。
在八月七日离开上海时,可以讲是大家最低潮的时刻,几乎家在上海的同学都有亲人来码头送行,多数女同学在轮船离开码头时红了眼眶,有些还眶内有泪花。所以我就不要弟妹来送,但五弟却坚持要到码头送行,我同意了,因为行李太多,一个人也确实难办。在轮船离开码头后,我示意他回去,结果船行到外滩公园附近时,我又见到了五弟,心中不舍的心情又一次升高。
此外,我的母亲对我的“不爱”在我心中一直有记忆。但在我要远离时,母亲除为我安排行李外,还坚持亲手给我织一件绒线背心。由于平时工作也忙,从八月四日晚开始织,前两天一般织到十二点以后休息,但天六日晚上看大约还有一半未织好。由于我第二天一早要走,所以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解溲时看到母亲仍在织,我心中既感动又不忍,请母亲休息算了。但母亲不肯停手,讲这是妈亲手为你织的第一件绒线马夹,我一定要完成,好让你可以带走。同时讲,你好好睡,到时候我会叫你的。听了母亲的讲话,我确实泛起了母、子情深的甜蜜感觉,很快又睡着了。
由于这次内迁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所以在旅途中也出了不少“洋相”。因为对内地风土人情不熟悉,所以船到武汉后根本不知武汉的暑天是如此难熬。由于太热,很多同学都无法入睡,我们有十多个桥牌爱好者男同学就在招待所的休息室,组织了两桌桥牌,一桌六人。凡是输的一组就去洗冷水澡,这样不断的换班,一直到天色略明(约五点多钟)。然后大家拿行李上车去码头,沿途还看到不少睡在马路人行道上的男男女女,他们还未起床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武汉看到的景象。
另一个情况是离开武汉后,轮船逆水上行,停靠万县市,万县在四川也算比较有名,我一上码头就遇到叫卖熟鸡蛋的小贩。因为听不懂话,就拿了一元钱给他,结果他给了一筐熟鸡蛋。怎么办?只能倒转回轮船,我自己拿了两个蛋,其余请同学大家吃,后来他们告诉我,一共四拾个,即两分五厘钱一个鸡蛋。在我再次上岸后正在马路上走,突然听到全市响起了警报声,我就赶紧躲到街边屋篱下,停了一下以后,发现马路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人有躲藏的行动。我就用国语向店铺里问,大家听到警报声怎么不躲藏?那位店员告诉我,这不是警报,而是晚上八点的报时声。这时我才明白,怎么当地人会如此“镇定”。
由于万县的天气也是很热,在街上看到冷饮店,顾客也不少,所以走进去看了价目表,一般也不很贵。但有一样饮品是我从未吃过的,结果就点了那种最贵而自己又未饮过的“泗瓜泗“,每杯三角。结果送来的实际上是一杯橙汁而已!这就是一方风俗一方名,叫法不同而已!
     续读川医到了成都以后,面临很多问题,语言、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就以用自来水来讲,在沪、杭等地的居民属天经地义的事。但对成都来讲,却绝对属奢侈的享受。我们的学生宿舍,三舍及四舍(男生)是在一个院子内,住的学生有好几百人。两幢宿舍共用一口井,虽然这口井不小,但突然增加数十人用水,而且都是用水桶在井中打水,所以到后面的人打起来水都会呈泥浆色,我们有些同学就在水龙头里放自来水洗脸和漱口(仅一个水龙头)。可是第二天就有人在龙头上方的墙上贴出一条《用自来水洗脸,可耻、可耻!》的标语。我看到后非常不高兴,觉得这就过分了,如果像浙医那样,用一盆一盆的自来水仅洗一张手绢,说过分我可以接受,但认为用自来水洗脸和漱口是可耻,我不能接受。所以就向叶辅导员作了反映,并要求在井水变浑以后准许用自来水。结果,他说不行,这件事必需找院领导去解决。我听了他的说法就去院办公室,正在找能解决问题的部门和人,结果见到了刘承钊院长。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大,又不是讲四川话,加上我当时的衣着也很不错。刘院长先问:你是浙医来的吗?边上的人就介绍他是刘院长,我也向刘院长行鞠躬礼后讲:我来院办公室反映是因为宿舍水井水用到后面时水质就浑浊了,我们有同学用了自来水洗脸和漱口,就被骂成“可耻”,我们是学公共卫生的……刘院长就叫我进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我讲到我们同学由于仍在暑假期间,没有按号角声音作息,早上起得较晚,但那时的井水因反复提取已浑浊,不适宜洗脸、漱口。但取用自来水后却有同学认为我们的行为“可耻”,我希望院领导评理和解决问题。刘院长给我解释:不是学校不想解决,是无法解决。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成都市自来水厂的日产量只有四千顿。”所以,全校如改用自来水是否会有困难?当然市民用自来水的压力倒不太大,因为成都几乎每个居民的院子里都有井,机关单位也一样。加之进我们宿舍的水管都是小管子(即一般的末端水管口径)要解决同学排队在水管接水,时间上也非常困难。那时我建议:可以做木桶来盛水,水管也不需换,只是要请门房管理人员在水桶满水时关一下水龙头就可以了。刘院长又问:还有什么需要解决?我讲吐痰问题也需解决,在浙医时,宿舍走廊及教学楼走廊都有痰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刘院长即时叫总务处的膳宿科解决。果然不出数天,我们宿舍里出现两个直径超过1.2米的大木桶不断在放自来水,而且每个木桶里还放了多把竹制的舀水器,宿舍走廊也放了木制扁形的痰盂盒,内放白石灰。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但心中不爽的是那些写“可耻”标语的人,也在用自来水洗脸、漱口了。
正式开始上课以后,一切都回归正常。春熙路、人民公园等地方也不去了。说实施,那时成都市的建筑群是相当落后的。一般街道是平房黑瓦,好一点的有两层,像春熙路的房子可算是成都市的招牌货了。那时我星期日常睡懒觉,起床后食堂早餐吃不到。所以最爱光顾的是校外的《康复餐馆》和他对面的小面馆,一碗白味(即不加辣椒)煎蛋挂面仅壹角钱。
     经历“肃反”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九月已过,国庆节后学校突然宣布:全校开展“肃反”(即肃清反革命份子的运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的运动,以前在上海,中共也搞过几次。例如最早的有“三反”、“五反”、“镇反”……等,当时只知道搞“运动”就是要批判、斗争,但自己从未正式参加过。这次的“肃反”却不同,每个人都要参加,而且规定严格。这一个月中基本上不可以出校门,所有行动必须集体进行,而且还划分了三人一小组,即使晚上、白天要上厕所也要叫齐三人一起(不管另外两人是否有此需要)。每天进校和回宿舍必须集体,而且还要清点人数。通信也受限制,原则上不得通信,凡要邮寄信件,均不得封口,贴好邮票后交组织转校本部统一寄发。外地寄来的信,学校也不再分发各宿舍,而是由学校政工组检查后再转交。这种情况下,我真觉得非常无聊,可是不能不与大家一起这么做。
约过了半个月,会议及学文件、批判等都少了,但每天还是要集体去教室,只是在教室内也可以看看书或复习功课。由于确实太无聊,所以我想了个办法,即请假去看病。到了医院我讲我有包茎,要求做包皮切除术,校医院检查后开了就诊单同意去附属医院做手术。这手术虽小,但拆线也至少要五至七天,所以我就和我的三人小组一起去医院,他们在手术室外等,手术后一起回宿舍,而且领导也同意我们三天内不必去教室集体活动,可以留在寝室。这次运动的最后阶段是每个书写自己的履历及自传而结束。
一个月左右的运动时间,大家都弄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年龄大一些的,都要反复交待以前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时代的三青团等(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在结束运动以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是去理发店理发。而运动中实际审查的结果,也只是查到有个别同学参加过三青团而已!
到了五六年下半年,四川的农业开始发生问题,市场上的肉食供应开始紧张,而且也开始使用肉票(即购买猪、牛肉时的凭证)。学校为了保证学生的伙食供应水平,还从阿坝州购回了六十头牛,每隔一天宰杀一头,以维持学生较好的营养,这件事上我们学生也确实感谢学校对广大同学的关心。
     生产实习56年底,即我们的最后一学期是临床实习和生产实习阶段。全班共分几个地方进行,我被分在南充专区实习。应该算是其中较好的。因南充市以前是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专区医院则以前是川北医院。我们从成都出发经过两天时间的长途汽车,可算是比较轻松地到达了南充市(那时载客汽车一般晚上不在公路上行驶,因为道路较狭,又多弯道,白天行驶比较安全)。在医院里安排好住宿后,还有时间可以去游览市容。正是由于南充地区交通不很发达,所以物资供应状况比成都好,物价也比成都便宜。南充的实习生活还是比较满意,内、外、妇三大科各有一个半月,收获不少。外科指导老师是该院的诸少侠医师(是我们川医院本部保健科谢碧舞的丈夫),他对我也很关照,不少手术他是名义上的主刀,但实际上让我做主刀的工作,手术室有两位护士对我也很照顾,这样在手术方面我的进步就很快,而且我也学会左、右手都可以打外科结,所以手术的时间也会加快。内科方面除了要记完整病历外,三大常规也都自己做,所以内科部主任也很满意,妇产科方面虽门诊及住院都有,但妇产科手术方面以见习为主。在门诊方面我的最大收获是收了一位阴阳人,她已婚,但婚后八年未有受孕,被公、婆及丈夫排斥,收入病房后因川医及卫校的实习生都要看,后来南充卫校甚至通知在校生也来看。因此,她一怒之下自行离去。其他小科则以门诊实习为主,而且时间也短,故不赘述。
经过近半年的临床实习,我们在五月中旬就转往重庆进行公卫专业的生产实习,由重庆市卫生防疫站进行安排。但实际内容上是体验生活、参观访问多过实际操作。整个生产实习安排在七月中旬结束。原本学校安排是生产实习结束后,可以有一段时间休息,八月底前回校进行毕业分配学习和完成分配工作,所以在重庆实习的同学都要求不统一回成都而在重庆就开始放假。那时由于宝成铁路是刚通车不久的新道,车速也慢。而重庆则可购得直航上海的班船,这样就和由重庆à成都,再由成都à宝鸡,再转乘宝鸡à上海的时间差不多。但相反,如取道成都,却还要转三次车。
我们重庆实习同学的这项要求,学校最后也同意了,所以我也就从重庆坐船直接回到了上海。
     “反右派”运动七月下旬到上海后,当初学校同意八月底前返校参加统一分配等一系列活动,结果学校通知必须提前在八月中旬返校。在回到学校后才知道是参加“反右派”斗争,这次反“右”的面很宽。我虽未被划成“右”派,但也被重点“批判”,而且当时给我扣的“帽子”也不小。他们给我罗列了包括1、怀疑苏联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2、吹捧大右派林希翎;3、匈牙利大学生生活很好还闹事,中国大学生生活没有他们好更该“闹”;4、为《文汇报》叫屈等六条“罪状”。幸好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我记得我的原话。在批判会上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他不发言,但在不断地翻阅一个小本子,所以事后我想,他应该是校党委派来的,而他所翻的也应该是经组织汇报上去记录我所讲原话的原始资料。例如:“说我吹捧大右派林希翎,我讲:当时我说的是‘林希翎的嘴巴倒很会讲’。我既没有说她讲得对,也没有说她讲得不对,只是认为一个廿岁出头的女孩子能不拿讲稿讲两个多钟头,这张嘴巴会讲而已!根本不存在吹捧二字”。而且我说:“我也只是对会不会讲话作评价,例如有些教授他可能是满腹经纶,可是他不很会讲话,听课的学生一定会不满意。另一些人,他可能肚内只是‘半罐水’但他会讲,所以他可以口若悬壶。结果学生会很满意。另外,如讲匈牙利大学生闹事的话,我记得是在重庆天府煤矿下矿井后,回到地面来在洗澡的时候讲的,这是一种谴责的意思,根本没有其他意思。更没有提到中国大学生的生活问题……。”批判会开了近三小时,通过我自己逐条说明和澄清,最后不了了之。而且开这个会我是完全不知原委,内心也很不服气,所以在会上据理力争,加上我讲的话是在什么背景下,原话是什么?我都记得。在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党员女同学(我不写其名,但我永远会记得)悄悄告诉我说:“大头,侬胆子好大,原本支部在开会前就决定,通过批判会后给你戴右派份子的帽子,现在都给你辩脱了。”我说:“幸好我讲的原话是什么我都记得,而且我这个人有什么我都要讲的,绝对不会平时什么意见都没有,可以让你大鸣大放时乱放炮。”事实上我是有什么意见都要提的,而且如果我记得原话,在会上经别人一分析,上纲上线,就会怕,就会赶快认错,自己也来批判自己,这样最后自己就越是脱不了干系。
     分配到内江整个“反右派”运动及毕业分配学习、填写志愿等工作,一直搞到九月上旬才结束,我在13/9拿到学校的介绍信,整理东西后,14日午后就动身,约在晚上10时以后到达内江。就近在内江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去内江专员公署人事科去报到,报到后他们开了一张介绍信,叫我去专署招待所休息等候,食宿等均不需付钱。我去街上转了一阵以后,觉得地方很小,实在没有什么转头。所以又回专署人事科,要他们尽速办理。他们讲要研究才行,没有那么快,又叫我不要急,午休后再说。其实我内心是担忧你们把我拖过了15日再分配,我就只能领半个月的工资,只是这句话自己说不出口而已!所以这就是“三门干部”的单纯性。后来去上海进修后才知道,我们班的女同学不少人早就知道这情况,有些甚至领了介绍信就去邮局以双挂号形式寄去该省卫生厅的人事处,只要她们是15日前付邮的,都算当月已办报到,就起领工资,有些还附了假条,表示要回家办理居家安置物品等请假两个月。这些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在专署招待所一直等到午睡时间以后,我又去了,那里工作人员很不满的讲:“其他报到的大学生,只有我们决定分配后找不到人的,还从未见过像你催迫我们分配的。你难道还怕我们把大学生丢了不分配吗?”所以他立即打电话给卫生科,叫他们来,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组织系统的操作流程,他们必须等档案到了才考虑分配哪个部门和单位。由于我的情况比较单纯,一定是卫生系统,所以他们就把我先交给卫生科,解决我一再去催的矛盾。卫生科处理就很简单了,我的专业一定是防疫站,而且时间已近下班,就一面通知市站安排住的地方,一面陪我去招待所取行李和帮我叫黄包车,就这样赶在刚下班后到站。由于已下班,但王副站长两夫妇在办公室等我,我交了介绍信后带我去宿舍,去了以后一看,房间很小,大约2.5 X 2.0米,计有一张单人床,床后一张小木桌可放行李,另一张书桌及一张藤椅。但我却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觉得这是我以后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已是单身人士的最高待遇了,包括夫妻不在一起的单身,都是至少四人一间的大寝室,我这间房原来是三间“夫妻房”之一。因出差在外的住集体宿舍,两夫妻在一起时才可以用夫妻房,这也包括外地妻子来内江探亲时使用。
第二天,专署卫生科的王仲穆先生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想和我谈一谈,我就去了。他告诉我,由于没有人才,所以没有成立专区站,但你是专区的人,所以今后其他县有问题,你们都要管。因为他以前也是搞卫生行政工作的,业务比较熟悉。我也表态会尽力搞好工作,他还表示,在专区站未成立以前,市站将起到专区内的中心防疫站的功能。
     参加“鸣放”及“反右”上班没几天,内江专区也全面开展大鸣大放,我则由于对当地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也无从说志。因此就公正的担任记录。单位的人都叫回来,市里还组织全市性的鸣放大会。内江市有一位税务局长,他在大会上揭发52~53年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在内江拒交“宴席税”的故事,说到他去征税时,贺炳炎问他“我都要付吗?!”结果非但不付还问你们内江书记是谁?专员是谁?问了以后跟他说,你去告诉他们(指书记和专员),就说我今晚要在内江住,叫他们过来给我赶蚊子。……当时听的人确实也很气愤,但我知道,这位局长即将“完蛋”。在单位里也有位昆虫鉴定技术员在听了鸣放以后也“放”。结果也一样,弄得工作丢掉和那位局长一样被判“劳动改造”,家庭则妻离子散,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的“德政”。
     读研究所时间过的很快,转眼57年就过去,58年来临后,我们专署卫生科接到省卫生厅公文通知:内江专区可选派一位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去《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开办的专业医师进修班进修(因为当时大陆全国均已废除学位的称谓),没有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学位的区别,深造则称为进修。所以当时研究所开班进修,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毕业后进一步读硕士班。而且规定的入学条件是本科毕业生,专修科毕业者都不符合条件。
根据上级通知,专署卫生科转文至内江市政府卫生科通知市防疫站,依规定条件选派,这样当然就通知了我。因为我是唯一符合上级通知条件的人。(中央分给四川省的名额是五人),全国总共是60名,进修时间是2-8月。所以我在许可范围内就较快动身,因为火车比轮船快,又给的是最长的许可时间,所以辛苦点也坐火车。另外因为我想被褥等行李可在上海家中拿,因此,行李就不多了。到了上海还可以休息几日才去报到。进修班不在研究所本部,而是在上海西郊的别墅区,那里有上海永安公司老板捐出的十二幢别墅。我们进修班的办公室设在别墅内,另外在别墅之间分别建有一幢三层的宿舍和一幢作为大教室及实验室教学楼。集体宿舍为四人一间,无双人铺。吃饭在伙食团买然后回寝室吃。每周门下午及周日休息。
所有授课老师均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专家、教授,我们授课时间约四个月,除第一个月是全日上课外,第二个月起则为上午授课,下午实习(制作标本、鉴证各种病原体等)。至四个月后就去浙江省金华专区的义乌县进行现场的流行病学调查、病人治疗,和开展预防工作,在实习结束前的最后一周就大家总结和写出专题防治工作的论文报告。
在学习结束以后回上海购船票等,在上海休息三日就在船返川,但在购妥船票后即分别写信和打电报给住在安庆市的二哥的奶妈(也是以后带我的),告诉她我所乘船的船名以及到达安庆市的大概时间,因她家是住在安庆的江边大马路,由于我不知船可停靠多少时间,这样可在码头边见面,谈一谈。也可说一说大家离开以后的情况。结果上船以后才知道,我们这条船在安庆只停十分钟,因要下船的人数较多,所以都要排队,好在我是排在前几名。船停稳后,我一下船就直奔出口处,由于我非安庆标所以不准出闸。但我也看到“妈妈”坐着黄包车,由她女婿叶龙翔陪同在等我,我就叫他们把车拉过来,在隔着栏杆边讲话。可是看到坐在车上的“妈妈”有全身浮肿的情况,且脸色发“青”。估计应是心、肾都有问题,她见我也流泪,我见她这样的情况也流泪,因为我们分别的时间也仅八年而已。所以我告诉她:病还是要去看医生,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另外,我告诉龙翔,回去好好照顾老人,看样子恐会不久于人世,现在尽自己的力量,能买点好的、她想吃的尽量满足她,并告诉他,我回到四川后就会给他们寄三十元钱去(我当时月薪40元,每月负担五弟读书费用15元)。在我回到内江后首先电汇卅元去安庆,可是在约一个月以后,收到龙翔的来信讲:汇款收到,同时也将“妈妈”去世的噩耗告诉我。所以我在安庆能和妈妈见最后一面,也算是今世的缘份(因为自从我的奶妈私奔以后,一直由妈妈照顾。至于这个称呼是我二哥或是我叫出来的,现在也无从考据了)。总之她在我家以后的地位是女佣之首,其他女佣的工作均由她安排。为了让她能安心工作,甚至同意她把女儿李友娟带来上海随我一起读到小学毕业,这时她的年龄至少应大我三岁(应是比我二哥大一点,这样妈妈才能在断奶前到上海来当奶妈)。李友娟读书时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后来她回安庆结婚,婚后连女婿叶龙翔也安排在我家工作。
在离开上海前,全国的卫生系统已在酝酿大型的除害灭病工作,最早的是从为农业大跃进而提出的消灭麻雀运动。以后进一步是“除四害、讲卫生”,最后的统一口号方针是“除害、灭病”。所以我回内江后,地、市卫生系统正在酝酿开展工作的方法。




第八章
平安渡过三年恢复期在全国各地的生产逐渐恢复正常以后,四川的情况也逐渐有了好转。这段时间虽说不上经济大发展,但可以算是在稳步向前,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政局方面,每次报纸上刊登重大新闻时,都刊登了两位主席的照片,不但一样大小,而且还是并列的,这对毛泽东来讲,心里一定不舒服。这段时间全国性运动虽然未搞,但小运动还是有的,只是分别、局部在搞:有些是党内,有些的街道居民。总之只要全民性的运动没有搞,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乱。我们老百姓当然都是希望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从62年下半年到65年下半年,这三年时间可以说比较平静,生产也得到大部分恢复。

因为在62年我去上海探亲时把女儿放在上海,所以保姆也只带儿子一个人。我也在防疫站正常上班,但由于内江市缺乏中级中医人才,所以办了一个中医的训练班,以便充实街道诊所及公社卫生院方面的人手。我则在该班担任基础科的老师。由于有些学生是招的,但多数是各医疗单位保送的,其中有一位是特殊的学生,由于她对医学方面的基础一点也没有,但她又是内江地区一位首长的亲戚,所以她要求我课余时间多帮助她,我也答应她。但每次单独补习时都会送我1~2盒中华牌的香烟给我(她知我吸烟),而当时内江专区能固定得到中华牌香烟供应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地委第一书记兼内江军分区政委张励和军分区司令员窦尚初,后来我知道她是窦的姨妹,什么名字已记不起了。

后来,我女儿回川后,由于清理“阶级敌人”就把我雇佣的保姆清理回农村去接受“改造”了(因为她的成份是地主)。故此,我们白天只能请一位东兴医院医生的母亲帮忙照顾孩子,晚上接回来自己照顾。所以女儿回四川后,她也带不了两个孩子。那时女儿已两岁半了,可幼儿园都无法进。因为入托孩子的年龄都规定为三岁。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请托我的学生帮忙,可否设法进军分区保育院。她答应给她姊姊讲一下,经说好以后,我们就带了孩子去。但我们女儿去分区保育院应属双重违规。第一,我们不是军人,不能享受军队干部的福利待遇。第二,年龄不够,因国家统一规定的入托年龄为三周岁。既说可以试一下,我们就把女儿带去军分区保育院面试,保育院长(即我学生的姊姊)向我们表示,按规定:部队托儿所是不可以收地方干部的子女的。但是,如果孩子特别机灵,也可以考虑。所以就叫孩子唱一只歌和跳一段舞,结果孩子都表演了,而且都不怯场,歌是学唱的,舞是自己编来跳的。这时,所长就问几个中层干部:怎么样?她们都讲:可以呀。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一般收托儿童,所长是不管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行。今天所长破例亲自接待,一定是有特殊关系,大家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这样,孩子总算是进了军分区保育院。而且以当时的物资供应还比较紧的情况下,军分区保育院的小孩是两份供应。即部队系统有一份,地方系统以所在地供应原则,也要按地方标准供应一份。这样小孩的营养是有了充分的保证了。女儿在军分区保育院一直读到65年的五月,我儿子满三岁时,才把她从军分区保育院转往专区保育院。因弟弟是第一次去读保育院,有姊姊照顾,这样会好的多,特别是晚上想家时,看到姊姊也在时也会容易过一些,而且白天相互也会有个照应。

在65年的夏季,我们内江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因为8月初的一个夜晚,资中县球溪区供销社一辆运剧毒农药“1605”的板车在经过球溪河桥时翻落到球溪河内。当时那些工人见到出了事就跑掉了,也无人打捞。区里的干部随后发现球溪河里的鱼死了一大片,浮在河面上。他们就把情况向县委作了报告,县里派人察看后也觉得情况严重。因为球溪河是内江专区主要河流沱江的支流,这水流入沱江后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所以县委又连夜向内江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有关部门也觉得情况严重,在午夜召开了地委常委紧急会议,作出了几条决议。根据我记得的大概意思是:1、通知资中县在球溪河流域和沱江流域沿岸(包括内江县、市的沱江尚岸)均要派民兵驻守,严防有人在江、河里取水。2、通知内江市自来水厂在早晨六点以后停止取沱江水,在六点前要加班。3、沿江有关县市立即通知机关、学校及有抽水设备的厂矿,要加班储存洁水,以备使用。城市居民要告知停水期间改用井水。4、把内江资中发生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告知下游的泸州地委。

第二天我上班时(我家已搬去地区二医院,即原康复医院,住在沱江对面)才知道昨晚发生的情况,我觉得已做的决定会对城市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十分严重的后果。沿江区镇虽有影响,但没有内江市的影响大,因为有些本身也仍在用井水,另外小的区镇距农村也近,取河水、井水、甚至田里的水也方便一些。但内江市民(廿多万人)已用了近十年的自来水,现在要倒回去用井水,而且这些井水多数已发臭味。除非先全部抽干后再渗透才有可能再使用。所以这些问题都还有商榷的余地。但要具体解决时应该通过科学计算,要有依据才行。

所以我就以有机磷药的最小中毒剂量作为计算底线,以每人每天实际摄入的水为四公升作为标准。因为当时沱江仍为洪水季节,所以就打电话给内江水文站查询沱江的流量。他们告诉我:现在的流量每秒超过7500立方米。这说明当时沱江的自净能力很强,然后再对农药总量计算。一般架架车的装载量为1000市斤,现在我以装载1000公斤计算,除去铝质外壳及玻璃瓶的重量,算出其农药实际重量最多为800公斤。以这样的数量,全部流入沱江后,一般人的实际摄入量也远低于中毒剂量。更何况这一车农药掉下去后,也不是100%的破损。因此,可以预估,污染河水进入沱江以后,安全应可无虑。为此,我立即给专区卫生局打电话,讲我计算的结果和作出的结论。局长也反复问我有无把握?我说照科学计算,我完全有把握,但球溪河段必须加强看守,绝不能放松。我们站上候技师提醒我,这件事事关重大(因他是搞化学分析的,你搞对了,不会给你记功。如有失误则责任重大,甚至会认为你是阶级报复。但我认为,既然有科学的依据,就应当说出来,不然要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干什么?!当然我也听了他一点点意见,在报告书的最后加上一句:“当否,请地委决定。”说明这仅仅是我们专业人员的见解。而且我们也未否定地委的措施,只是缩小了派驻民兵守卫的范围,只限于球溪河两岸及沱江连接球溪河出口的下游段一公里。我把报告送至卫生局,局长也即转送呈地委,结果地委也同意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向资中要情况,至近中午的十一点过,资中县的电话汇报,掉下河的是供销社回收的空瓶,流出的也仅是用剩的1605农药的残余。而且河里的死鱼他们也已捞起,烧毁或深埋了。这样我也算彻底放下了不安的心。一切都回复正常,但关键时刻,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还是可以努力运用科学知识为民服务的。

好景不长,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全国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来了。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期,表面上所谓全国的“社教”运动是对农村的四不清问题进行四清,实际上是否定王光美在北方搞的所谓“桃园经验”,对其进行批判,以便进一步的打击刘少奇。
第七章   结婚成家及
艰辛地渡过荒年     参与“除害灭病”和“大炼钢铁”在离开上海前,全国正在掀起一股所谓的大跃进热潮,全国的农业合作化都在飞跃发展进行所谓的公社化运动。目的是要把以村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以乡为单位的所谓“人民公社”。
而卫生系统那时也在酝酿开展大型的除害灭病工作。总之,在毛的《大跃进》口号的号召下,各行各业都要飞快的完成,无一可以例外。那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满天飞,最早就是搞消灭麻雀运动。回到内江后,也正是卫生系统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以后又统一改为“除害、灭病”运动。为了培训骨干、专署决定由专署卫生科以专员公署名义办一个学习班。参加人员为专属单位派四人,县属派三人,区级派二人,公社则派一人,但每个单位必需有一位负责人参加。领导通知我,要我准备讲课,地点则在专员公署大礼堂。这是我第一次在有这么多人听课的情况下讲课。时间定在9月下旬进行。在领导讲话以后由我上课,每天七个小时,上午四小时,下午三小时,总共约九百人左右。讲课内容为各种法定传染病的病因、症状、传播特征及防治方法,也包括各种地方病的症状、治疗方法等内容。同时也讲授传媒昆虫的特征、生活史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的病原体特征和它们的生活史,以及其传播的特征。
通过连续两天的上课,我除了认识专、县级医院的院长及与传染病有关的医生外,也认识了各县防疫站的有关人员。但是更多卫生系统的人我虽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已经认识我。这就为我以后开展工作时,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因为每次出差到县、区、乡工作时,我虽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已认识我,所以安排和布置工作都会非常顺利。
到了十月份下旬后,全国一方面搞工、农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同时酝酿又要搞大炼钢铁。所以有些人创造了所谓的“土法炼钢”,把全民的铁器,包括锅、铲、铁栏杆……等等,总之,所有铁的东西都要上缴(不付代价)。到十二月我们市级机关和专级机关也规定要建土高炉,干部也都要去炼钢。内江市级机关干部集中在市政府(那时改称为市人民委员会)的院坝,卫生系统也有一座所谓的“高炉”。医务人员和干部都必需轮流参加。我也争取到了首批参加,每人的劳动时间超过12小时,开始时还可支持,到后来,实在因为睡眠不足,在抬煤炭时,人睡着了仍在抬着走。而且那时洗澡是最困难的,开始时感到不洗不舒服,二、三天后,由于疲乏不堪,回到宿舍后不洗倒下就睡着了。
     防治“流脑”疫情正在为“土法炼钢”忙得和累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荣县传来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的消息,所以在我还未到轮换的时刻(只劳动了七天),专署卫生科紧急抽调我去荣县防治流脑。所以我放下第八天刚开始的劳动,洗了一个澡,并带上出差要用的必需品后在中午就搭车去荣县。防治工作由高步岭科长带队,同去的还有专区医院的内科主任腊子林、外科医生赵世熙,共四人。由于发病地方是荣县的边缘山区,交通极不方便。我们到荣县时已近黄昏,所以一边请县里找车,一面就吃晚饭。饭后乘车去了长山区,我们到卫生所时已是晚上九点过,而发病地方是在刘家公社(乡),离长山区还有四十华里。最后大家决定步行,赶夜路。当然,走在最前面的是高科长,他是部队转业的,我还能跟上,最辛苦的是专区医院的腊子林,他走在最后。我怕这样走法我们的“队伍”可能会在黑夜中失散,所以让小赵照顾一下腊主任,同时往前让高科长也走慢一点。虽说当时是在深夜,但安全倒是确实毫无问题。因为公路上空无一人,只要顺着公路走也不会迷路。大约在午夜一点过,我们总算看到了刘家场,那里山上山下都有火光照亮。在到指挥部报到以后,他们办公室的人安排我们在办公室休息一下。结果我们大家坐在藤椅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就去他们医院了解发病情况,根据症状及死亡率,诊断流脑是可以确定。于是我们对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发现那里农民的住处比较集中,而且条件奇差,他们是睡在双层木床合拚起来,上面架一个稻草棚顶以挡下雨这么简单的结构内休息,其中大部农民在床架四周再以自己用稻草编成的草垫挡墙来遮风。所以这样的结构在冬天实际上是完全透风和不保温的,只是可以挡去部分直接吹来的风而已。而且他们的铺位又是轮流睡的,这又是造成直接接触传染的好途径。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原因是他们当地规定:上班拉风箱和其他操作的民工,一上班必须脱去所有上衣,一个人从穿棉衣立刻到赤膊,谁受得了,所以呼吸器官的抵抗力普遍低下。因此,民工们的呼吸道疾病十分普遍,几乎九成民工都是如此。在通过这些调查工作以后,我们向当地的领导人作了汇报,而当时他们的总指挥是荣县县委第一书记徐文正。由于他还是中共内江地委的常委,处事也非常武断,因所有民工一上班即须脱衣服是他规定的。为此,我在汇报过程中比较缓和的提出两条原则:1、坚持要废除上班时立即脱衣服的规定,改为事前告知:上班半至一小时后要脱衣服,如不努力工作而受凉生病则民工自己负责。2、由当时将全部病人集中治疗改为分散几个地方小集中隔离治疗。我还举例讲:人的热能只有通过劳动才会逐渐产生,和生柴火炉子一样,火不可能一下旺起来,只有通过不断扇风才可以旺起来。最后,徐文正接受了这两条意见。
治疗方案我们也提了改进意见,统一由当地医务人员执行。两周之内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下降,到第三周基本没有新发生的病人,而我们住在那里也确实感到无聊,因为给我们的被褥是长山区供销社招待所调来的,每床被子都有虱子,住在那里也实在难受。但我们向徐文正汇报工作已经结束要回内江时,他却说:他已请示地委同意,留我们在那里。这样就几乎走不了了。结果我们四人商议,事情暨已解决,徐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走。最后大家讲:偷跑算了(即不辞而别),高科长也同意这意见。所以我们又是天亮前启程,走路去长山区,再改乘长途客车经荣县县城返回内江(如经当地领导同意,他们是可以派车送我们的)。
     结婚成家在回到内江后,走进宿舍始觉得有久违的感觉。因为室内虽不凌乱,但尘埃不少,也有鼠足印在床铺上(因上方都是空的)。因此,自己也有“该有个家了”的感受。
其实在川医时,我与张伯筠只是承认男、女朋友关系或称有恋情关系。我在重庆实习,完后从重庆直接乘船去上海,而她是一个在成都出生、长大且从未出过远门的人。但她竟可以从成都一个人乘火车来到上海,这股动力也算不简单。可是她毕竟没有出过远门,并根本不知旅途艰难,结果,钱和粮票均被扒手窃去。幸好她在宝鸡转车时(要等十多个小时)办好签票手续后,给我打了电报,告知车次、到沪时间,然后在候车室休息时又睡着了。这样放在衣袋内的四十元钱及带的全国粮票全被扒去,所以在宝鸡又上车时身边仅剩几角零钱可以应付火车上的盒饭,到南京后连盒饭的钱也没有了,幸好有同车旅客送她一餐。还有好在她事前有电报给我,我去火车站接她,如不去她就惨了。因为从火车站到广西北路对带了行李包的人来讲,也真够远的。回到家里她也不像客,争着做事,母亲看了很高兴。就提议在上海结婚,但我不同意,因为我心目中这样妻子与我的好强性格差距太远。在毕业分配后,她也随我之后被分配至内江,在专区医院任内科医师。平日只有星期日不值班时才可相聚,直到我去上海进修,从医学科学院的寄研所毕业回到上海家中。得知父亲病故,并在父亲遗物——老光眼镜盒内看到夹着我和伯筠两人合拍的半身照片,说明父亲打开镜盒戴老花镜时,第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片,而且说明父亲是同意的。母亲早一年已表态了,这次父亲在遗物中也表了态,这样已经可算是父母之命了,媒妁在现代社会就不必了。

我之所以会有想成家的感受,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有了一个评价,首先能大学本科毕业,又去研究所深造,回来后短短时间做了不少事,如整理了疫情资料并作了分析;23岁可以在专署礼堂一人担纲给近千人讲两天课;去荣县抢救疫情也可以在短期内完成任务。这样才符合父亲所讲的做一个男人的标准;(即上要对父、母孝敬;平辈要帮助兄弟姊妹、要能保护妻子;下要教育好子女;事业上要发奋图强、有所成就……等等),看来我可以做得到了。所以趁伯筠星期日来时告诉她,我已决定可以结婚了,但不是现在,现在开始必须作充分准备。日期可定在59年的3月7日我的生日同一天,这样好记一些,婚礼也一定要像样,但不拍婚纱照,就在内江拍半身合照,放大加着色。伯筠听了我决定当然非常高兴,但也说时间紧了一些,只有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很多东西还要在上海买,礼堂也要联系。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婚礼至少在当地应该是大家谈论的话题。因此,从选择结婚地点到招待宾客都作了考量。由于我们考虑以举办舞会的形式举行婚礼,地点只有市人委的小礼堂和市委统战部礼堂,在这两个中选择一个,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水磨石地面。市府小礼堂为近正方形但无台,市委小礼堂为长方形又有舞台。而且必须进得了市委大院方可到达,这样更易控制人数。所以最后选择市委小礼堂。在决定后就请苏院长和曾部长(地委统战部)帮忙。曾部长当然和市统战部关系好,借礼堂也不成问题,乐队请的专区文工团乐队。招待宾客的糖果也需事前都准备妥当,所以我们在新昌糖果厂定一百斤各式软、硬糖,请他们分装成三百袋,但他们表示只有牛皮纸袋无喜字袋,所以就让他们给三百个袋子拿去医院,请他们护士用红纸剪好囍字后贴在纸袋上,然后送回新昌糖果厂,由他们均匀的分装成三百袋。其中二百伍拾袋送统战部礼堂,五十袋送防疫站,(因我次日要去成都,以便分别送给我们两人在成都的同班同学)另外,对特殊的宾客及乐队成员的糖果是我上海家里在上海买了拾斤高级糖用邮包寄来内江,用盆子分装放在贵宾区的茶几上,香烟也是如此。
我们市站的领导也很关心我们结婚,把市站办公室门楼上的三间房之一,分给我做婚后的宿舍(另外两分别为站长夫妇和站办公室主任住)。
在举行婚礼当天,我们也是最忙碌的,请了防疫站的医院的近十名女同事担任接待员,另外由于市委大院非一般人可以随意出入的场所,所以我们请的宾客都分送了请帖,凭请帖就可以进市委,每个宾客进入礼堂就由接待员发一袋喜糖。在结婚礼开始时先由专区医院院长和市防疫站站长宣布今天是我们两人的结婚日,然后由专区和市的卫生科长致简短的祝贺词。接下来司仪宣布舞会正式开始并我们俩人首先起舞。由于市统战部礼堂有舞台,所以乐队成员都在台上演奏乐曲,近舞台两侧及舞台前三方都安排地、市的领导干部座位。这样就不会发生乱争座位。舞台原定晚上十时结束,结果约在10:20PM左右才结束。因我原预定10时,最后晚上十时半才到民乐,我定两桌饭菜主要是为乐队及接待工作人员“宵夜”的。所以我当然要陪他们去。等我把这些事办完回家已近十一点半,参加我们结婚舞会的除医院和防疫站的同事外,还有专区和市的领导人,包括专员公署的专员、地委的统战部长、专署及市府的卫生科长、市武装部的部长和专区医院、市医院的院长、市防疫站的站长等,应该可以算是很热闹了。由于当年规定结婚有七天假期,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成都,因为在成都我和伯筠都有不少被分配留在成都工作的同窗,所以也要有所表示。
在成都我们就住在伯筠叔父张文达家中。星期六的下午我和伯筠去市三院看望我们两人最好的同学朱定英(她是留校在附院工作而借调去市三院协助工作的,在学校时,我们一起去省医院跳舞时,都是由我骑自行车,前后各搭一人这样往返的,所以关系都很好)。我们三人刚在寝室吃完晚餐,他们三院的宋院长来寝室告诉朱定英,说今晚金牛坝招待所有舞会,已派车来接,朱定英告诉他,我们同学在,今晚不能去。宋院长讲:如果喜欢跳舞,也可以一起去(因为招待所的规矩一般只请女伴,不请男宾)。在上车以后,宋院长还告诉我,平时只有他一个人是男的,今天算是多了一个男的了。他当院长的责任也不轻,带去多少个属下,也要带回多少。
那金牛坝招待所是专为毛泽东58年要在成都召开中央全会而兴建的,其设施以当时水平而言应是相当现代化的。有些接待规范成都一般人是不懂的,例如进入大厅前,厚衣服或其他不需用的物品(如雨伞、帽子、甚至手袋等)均可在门厅时交给服务柜台保管,离开时再凭号牌取回原物。(现在经改革开放后,可能90%以上的城市成年人都已知道)但当时我发现有些护士连雨伞都不愿交柜保管,思想上可能担心遗失吧!由于整个建筑物内都有暖气,所以我的大衣、雨伞等都交柜了。进入舞会大厅就比较轻松。进入大厅后看到整个地面都是芦席纹打蜡地板,四周放置皮沙发,有单人和三人沙发两种,正对面还有表演舞台。三人沙发前有咖啡几,单人沙发两个一级,中间有茶几。当时虽然成都市面上物质供应已开始紧张,但招待所内却一点都感受不出来。每个咖啡几或茶几上都有四色物品,计有香烟、糖果、血橙及柚子。香烟是散装放在盘内,旁边有火柴;糖果也是散装;血橙装盘、旁放切水果刀;柚子则已去皮并剥成瓣放在盘。总之是方便食用而已,并且每人还有一杯茶。在客用了以后,服务员会立即来添足,我见不少护士小姐把桌上的血橙往皮包里放(因外面市场上已看不见这品种)。这个品种正是我岳父在美国留学时引进国内而繁殖起来的。
在舞会中,乐队分成两组,即中乐器和西洋乐器。中乐演奏大概是省中乐团,西洋乐是由成都军区军乐队分别演奏。舞会进行中是中、西乐各演奏两支舞曲,然后由成都市曲艺队在舞池中间表演各种曲艺节目,这样可让与会的首长可以休息一下,这也说明主办单位考虑得很周到。
     渡过荒年和控制浮肿病七天时间很快结束,又回内江工作。这时的四川已感到各方面物资越来越缺乏,供应也越来越困难,连内江这个甜城买白糖都要凭证供应。农业生产的形势更让人担心,因为实行公社化以后的吹牛及浮夸风更是盛行。甚至省农业厅在简阳县搞试验田要亩产万斤以上,他们把原来的良田深挖超过两公尺,然后每亩施肥八百担(粪肥)。经过这一折腾,把田下面的岩石都翻上来了,施的肥反而随着上面的肥泥不断下沉,(因岩石挖碎后变成了有孔隙的碎石堆积)而他们所要求的密度甚至比秧田还要高,所以根本不需移栽、插秧等手续,要它直接长成稻谷。结果当然是劳民伤财,颗粒无收。再由于改变了所有制,一切归公社所有,农民吃食堂。农田作物有无收成与农民无关。由于大炼钢铁,不仅烧掉了山上森林,甚至老百姓家中屋子的梁柱都拆下,去烧土高炉。而那些被拆掉家的“社员”则分男、女集中,男的去公路边搞“大兵团”作战,修所谓的“基本农田”和种“高产卫星田”。女社员和老弱则留在原地种以往的田、土。他们基层干部把主要劳动力集中至公路两边的主要目的是可以让上级“首长”方便观看,因为他们来检查工作是坐汽车来的,看完后作了“指示”可以走。而且是绝对不会翻过山去看究竟。这样山背后田土绝大多数就完全荒废了,因为留在原住地的老、弱、妇、孺只能做些轻劳动。就这样把劳力全部集中在少数土地上,按那些违反科学的梦想家的梦想,只要深挖、多肥就定能高产,可以弥补山背后荒芜的损失。结果那些梦想家的田,青苗很好,但不产果实,而大多数的农田则因无人耕作而荒芜。更有不少土里已经成熟的蔬菜因无干部指示采收而腐烂。非但如此,由于成熟的农作物无人采收,以致虫害大量滋生。我们都去参加过消灭“猪儿虫”的劳动。因为这种虫吃蔬菜非常厉害,吃完一片又一片,可以穿越公路,是一种飞蛾类的幼虫(长约6~公分,直径约一公分)。我们消灭的方法也是“人海战术”,组织大批工作人员及城市居民自带盛器及竹荚,夹住后往桶里放,集中到一定数量后往粪池里倒。在它们翻越公路时则用脚踩死。
我们的农业生产经过如此折腾以后,原来57年全国农业大丰收积存的粮食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新的粮食又无法高产,所以,我们的城市居民定量(即配给额)不断消减,到60年开始,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的定量每月仅19斤(可能是全国最低的定量水准)。到61年更把实际供应水平减为18斤(表面上仍为19斤,但规定每人每月必须捐出一斤作喂猪粮,以便喂肥猪出口去苏联以偿还“抗美援朝”时代的军火价款)。城市情况如此,农村情况更困难,由于当年除粮食缺乏外,副食品更缺,我们内江居民每月仅供应二两(即100克)猪肉。由于副食品供应紧张,每只鸡蛋卖到一元。同时由于各地农村发生很多浮肿病,地委组织了医务人员去调查,我们专区的医疗队成员,包括有专区医院陆堂恩院长、专区防疫站有我,以及两个单位的医务人员共六、七人,调查完以后,大家回内江总结,基本上一致认为是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引起的。最后陆恩堂院长说:这次向地委汇报,你(指我)不能发言,你这一发言,恐怕我们全组的人都要遭殃。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如这样讲实话,那就和党和政府讲的大好形势就合不起来了。我们只能从疾病中、而且是有传染性的疾病中想办法。最后我们口径一致的讲是由于钩虫病暴发急性感染而引起,因为钩虫感染数量多,使患者形成大量失血而造成营养不够而引起。这样地委就会要大家想办法,而当时其他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所谓的“疗法”,如鸡血疗法;蒸气疗法等等。到了60年代,因为粮食短缺、副食品不足的情况更严重,同时由于伯筠也已怀孕,所以我们就从防疫站搬去专区医院居住,那里虽然条件较差,但房子大一些,有前后两间,而防疫站也实在没有宿舍。专区医院的宿舍是泥土地,隔墙均为竹篱芯、两面敷石灰,前方檐比较低长,故炉子就放在外面,可以煮东西、当厨房。
在伯筠临产前,从7月1日起,我们就雇了保姆,作些准备,结果到7月17日才临产前发足,就到医院产科病房住院,可是由于营养都比较差,自己一直无力,到了7月18日傍晚仍无法自然生,我就去内江著名的食店《味中羹》买了一碗“绍子面”,这是要凭票购买,每个干部一个月有一张票。回来后我在产房里喂她进食,经过这样才有点力气自己努力配合,终于在19日凌晨12:20AM左右产下女儿。可是由于产程过长及孩子吸入羊水,所以一生下来就无法呼吸。接生的医生全力抢救,倒提、既拍屁股又打强心针,并人工人婴儿口中吸出其吸入的羊水,这样才有了呼吸。为了防止其产生吸入性肺炎,又打了青霉素(盘尼西林),就这些抢救工作一直持续了近十分钟,为了这次生产,惊动了院长、妇产科的主任和主治医师,他们都是在“戴冠”以后仍为出生而来的,原来他们准备用助产钳,但我不同意,还是努力鼓励伯筠自然产。通过这么多的折腾,总算生下来了,而且也抢救活了。若非这么多医务人员全力协作,恐怕结果不一定是这样。
自从有了孩子,责任就更大,我们家门前有一块土质斜坡地,我就自己开恳种植蔬菜,以便增加一些“营养”。但是,在当时这种物资供应极缺的情况下,人也不断消瘦,只有靠自制能力,每天坚持每餐只吃二两,绝不多吃。我们有位同事,年龄比我大十多岁,由于他无法控制自己,每天都会超出定量。所以到每月下旬的最后几天都是无粮可吃,只有对自己实行“冬眠”,用安眠药造成睡觉。好在他是搞工业卫生的,出差任务不大,领导也知他的情况,让他在宿舍休息、睡觉。
到了60年最后一季,上海家中已与在香港的大哥取得联系,所以大哥每月从香港给上海家中“寄”一袋面粉(25KG),实际上是香港付钱、上海取货,即是在出口的货品中留下部分货品,这样运费也省下了,但香港所付的是香港市价加上运回上海的运价。但为了方便,大家都愿意,因为面粉的质量好,是出口的标准。母亲见我人消瘦,一方面每月给我寄15斤全国粮票,另一方面写信叫我每天买个鸡蛋吃,不要省这个钱。可是,她哪里知道,上海的鸡蛋每个2角,内江的售价是每个一元。妈以为每天一个鸡蛋,一个月无非多支出六元而已!哪知道我每月49元,如果每天一个鸡蛋,一月卅个,就要去我工资的近2/3,那家里的生活就无法安排,但我自从有了每个月15斤粮票以后,伯筠可以吃饱了,这样才有奶喂小孩,我仍按每餐二两的标准进食,只是遇上月小时仍可每餐吃二两而已,否则遇大月时前几天就要减粮食、加瓜菜,以腾出31日的五两粮食来。但是,伯筠由于去参加一次为谢家坝招待所植树的全天劳动以后,回来奶就没有了。因为奶胀的时候无小孩吸吮,所以奶就“回”掉了。因此,我女儿仅吃了三个多月的母奶。为了能让小孩长大时可以有足够的粮食吃,婴儿每月的7斤粮,我一两都未动,而是换成四川省粮票存起来,想到以后孩子长大些时会不够吃,这时可以把存起来的粮每月再贴补进去。没有想到那丧尽天良的李井泉(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下的省政府,却在61年春节前突然宣布将四川省粮票作废。我千省万省留下的四十多斤粮票,一夕之间变成了废纸。
由于这个李井泉心肠太坏,所以它的下场也不很好,听说它的妻子和儿子在文革中是被群众打死的,它也被批斗,最后还是周恩来想办法把他弄到北京去保护起来,才逃过一劫。所以,我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由于母亲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大哥,所以他从61年春节以后,每月给我寄食品和生活用品包裹。大陆规定成年人每月可收香港寄的包裹一个(要缴进口税),但包裹的大小要受体积和重量的双重限制。所以香港当时多了一个专门代寄包裹的即兴行业,他们和香港邮局订了合同,一定按邮局规定规格办理,直接成批运往邮局付邮,如果自己去邮局排队寄的话,一般都要排几个小时,所以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都情愿多付一点钱,让代办邮寄的商店代办手续。由于规定的包裹重量不超过七磅,所以内容物很固定。一般内装猪油2磅、猪肉罐头一磅、白糖一磅、奶粉一磅、虾子干面一磅、花生米一袋(不到一磅,但近一磅)。总之,总重量七磅即可。
自从每月有了包裹以后,我精神压力就减轻不少,体重虽然增加不多,但至少不会再下降。因为我原来超过70公斤的体重,最低时降至50公斤以下,并已出现下垂性下肢浮肿,当然睡一晚以后是可以恢复的。但也说明心脏功能已出现一些问题。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60年的夏秋之际一次胃出血,那时对于我来讲是初做父亲,家中粮食又紧张,只能以瓜菜代。但蔬菜也同样紧张,过去莲花白菜的老叶子农民是剥下喂猪的,拿来卖的都是剥得干干净净,现在是根本不剥也不愁没有人买,所以伙食团也以两种价格出售,内叶限购一份,价贵,老叶子价低,且不限量,所以我也往往买两份老叶一份内叶,以减轻饥饿的痛苦。时间长一点,当然胃就受不了,实际上胃壁已经受了创伤。那天就在下午上班不久,就发生呕吐,先是吐出那些粗糙的老叶,以后是食物中带血,最后是吐血水,而且是大口大口吐。好在医院不远,在同事掺扶之下,去专区医院住院,由于是胃大出血,随时有手术的可能,所以就住外科,经服止血药及打止血针后,情况有好转,那病房正好是赵世熙值班,所以他调整病人,把我安排在只有两张病床的小病房。而且是我自己写病历和提治疗方案。因为我知道西药中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并不想用,而且如果治不了损伤,可能还必须动手术来切除损伤部,因此就和小赵商量,我是意思是:既然云南白药可以治疗体表的外伤,应也可以治疗体内的创伤。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在我服用了一个星期左右时,从每天的大便隐血试验中可以看到效果。用药第三天后自觉胃已不很痛了,而且隐血的“+”号也开始降低,七天后转成阴性。那时我就准备出院,结果小赵讲,怎么不多住一段时间?把自己养好一点。隐血刚转阴就出院,出去以后饮食调理哪有医院这么好。你不要忘记住院病人每天有二两肉供应,而且营养室还可以供应“抄手”或水饺等多种品种。你是胃出血病人,又可以供应饮食。我觉得有道理,反正家也在医院,住院也在医院,十分方便,营养室里的那些人也都很熟,就这样约住了廿来天我才办理出院手续。直到90年代,因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体检时发现胃有问题,所以我就又去上海专做胃镜检查,才发现我的胃壁上布满了损伤的疤痕,而且病理检查发现细胞已经变性,只差一步就是癌细胞了,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情况。
由于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很多,1959年秋,内江卫校开办,要我任兼课老师,三天住卫校,教三门课。在这三天时间里总共授课时间为十四小时,另外三天则回防疫站上班,我这个兼职老师每周授课14小时,而当时有些专职老师每周仅授课8小时。1960年秋由于专署卫生科要在内江县史家区办基层党政干部除害灭病培训班,也是每周三天,但是是隔日一次,而非连续三天。为了培养新人,增加本地区的医疗和防病治病队伍的力量,培训好这批基层的主要干部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基层的领导人。他们能够重视,则工作易开展,反之,效果也相反。所以我也很愿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史家区上课期间,那些“干部学生”看到我一餐仅吃二两饭时,他们都纷纷送我粮票,但我怎么能收!因为这会是严重违反纪律。结果他们另想办法,就是趁我埋头吃饭时,每次轮流有人从瓦罐中割一块饭放在我罐内,因为已经在吃的饭,而他们割的当然是未动的一边。这样对我来说也不能算是犯纪律了。票证和钱是绝对不能收的,但有时在当事人职权范围内,给批准多买一些超过定量的东西也是可以通融的,这就是所谓的“开后门”。
在这段全国性的“灾害”中,四川省是很突出的。以往报纸对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大灾荒,统一称之谓“三年自然灾害”,即指的是1959——1961这三年,但以本人自己亲身体验,四川根本未发生重大的天灾,所见的均为“人祸”。在工农业方面都在搞瞎指挥,什么亩产万斤粮、十万斤蔗,主要劳力集中大搞基本农田,结果广大的山后田、土无人耕作。工业上也是搞大跃进,什么十五年赶英超美,大搞土法炼钢,结果把老百姓家里的铁器也都烧成了废铁渣子,最后堆在露天,任其逐渐氧化、生锈,最后消失无踪。而且祸害四川最深的应是掌握全川大权的李井泉,是他在毛的左倾政策上还要加码施行。
甚至在全国都已显出灾情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用电话查询各地粮食产量及库存时,李井泉不像其他地方领导人,他们至少还说了一些实话。以山东省为例,他们向国务院报的全省人均吃粮水平时,报称仅可维持每月25斤水平,结果国务院同意山东每人每月可增供二斤海带作为“代食品”。又据文革期间省府员工揭发出来的材料指称:在国务院查询四川情况时,李井泉上报的资料是:四川粮食存量是每人可月供54斤。这实际上是弥天大谎,因此,中央从四川调粮食出口及支援其他省(区),那应该也是属于合情合理的。正是由于这个李井泉,四川“灾荒”实际上是四年(即1959~1962年)。但如以四川实际的自然条件来看,我自己印象中应属风调雨顺,全省并未出现重大的水、旱灾情。所以有了安徽精神以后,所谓的人民公社虚名化,重新恢复了“初级社”形式的队为基础后,才把形势扭转过来。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件事情必须提到,第一件是1961年初,我们地委组织了几个肿病防治工作的检查组分赴各县检查,我们一组去乐至、安岳和内江县,那时检查工作非常辛苦,除县与县之间有正式的定时班车外,县至区只有少数几条班车线,其他就是不定时过路车。因此县至区一般都是走路。在安岳检查时,从县一直走路到石羊区。饭店里照例是无荤菜供应,幸好是有他们县委宣传部长陪同,他向区的领导人打了招呼,给我们每人增加供应一份素菜——烧红萝卜(即俗称胡萝卜)。在检查完石羊区的防治工作以后,第二天,又从安岳的石羊走路到内江县的高梁区,到了高梁区后得知,他们是把全区重病人都集中在区镇边的大院内集中治疗,人数约有五、六百人。我们去看了,感到情况很糟,关键是管理不善。而且每日死亡人数超过十人,死者的遗体是用架架车(木制胶轮人力车),每车可装三、四具尸体,由恢复病人拉出去,找荒地埋掉。但由于他们挖得不深,有时人前脚走掉,后面野狗成群的刨出来,抢着啃,所以影响极坏。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情况严重,因为浮肿的治疗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能注意“对症、营养及休息”三大环节,就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在病人多的时候,也确实会顾头不顾尾。所以我们组内商议时,我向局长表示,我愿意留下来参与具体防治工作,直到解决问题。我们局长同意我以地委检查组的副组长身份,留下协助工作。县卫生局也支持,并向区委正式报备。这样我和当地的政府就容易讲话。检查组其他同事走后,我花一天时间了解所有病人的大致情况后,决定向区委汇报整治的方案,希望区委能给予支持。首先我们是实话实说,实际上那时基层干部也很清楚,所以他们答应,只要区上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他们会尽全力解决。所以我认为首先要解决死亡率这么高的问题。因为死亡几乎都集中在下半夜,我讲这是因为饥寒交迫的缘故,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必须解决御寒的问题。要求每个病房必需生炭炉子,以增加室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杠炭,他们同意提供一部分杠炭。
解决补充糖份,要求供应红糖,但区上没有,只有“漏泔水”(即制糖时留在桶底的坭脚)我也要,因为可以加清水使坭中混着的糖溶解后析出,要上面的含糖部分,剩下的坭可以不要。要求供应黄豆,但区里没有,只有以前做肥料的豆饼(即榨取油以后的部分)我也要,因为我需要的正是它的蛋白质和淀粉部分。
人力方面,我要求每个公社增派一名护理人员来,而且要求值夜班,并向每个值夜班的人增加供应二两粮食的免费食品。而且我表示自己不享受。这些要求他们都同意了,这样剩下的就是肿病院内部的问题了。
由于拿到的杠炭有限,不能每个病房都生火炉,所以第一步把所有病人重新按轻、中、重分类。重病人要重点照顾,轻病人可以在自愿基础上出工半天,做些轻微的劳动,并规定凡参加劳动者可以多吃一份菜,参加的工作均以半天为限。如挖黄鳝、鱼鳅;帮磨豆腐;帮助病房搬些重病人和杂物等。这样既改善增加了营养,也让他在恢复期增加一些活动。
集中在重病房的病人,除病房烧火盆取暖外,也规定每晚11时至凌晨1时要喂一碗糖水,对不能自己吃的则静脉推注葡萄糖。我自己也每天晚上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工作。而且在病房实行24小时都有护士在上班,中度病人则在午夜时巡视一遍后即可,轻病房则让病人自己休息。在我们晚上的时候,重病房的灯光整晚不灭,这样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但是,每日仍有病故者,只是每天都在减少。而且病故者以新从公社转上来的为主,经过这一番努力,两周后就没有再死亡了,区委当然也相当满意。在连续一个星期没有病人病故以后,我才离开高粱区回内江,这也算是积德的事,救了不少人命。
     抢救农药中毒第二件事是1961年末,资阳县禾丰区发生剧毒农药中毒,并已发生死亡。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即先和医院联系,要他们药房准备好我们需用的急救药品,然后就回家去拿“出差包”。因为我经常有紧急出差的问题,所以把换洗衣服(内衣)及漱洗用具装好一个背包,拿起就可以走。同时,地委的车子也是到医院接人,这次医院又是派陆堂恩副院长带领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加上卫生局领导和我,共六人,再把药品带上以后正好坐满。因为地委派的是一辆苏制嘎司69吉普车来送我们去。这种车比其他吉普车长一些,后座两边可坐六个人。在途中我们要求司机尽量开快一点,而他也确实不负众望,途中我们在成渝公路上急驶,速度超过了在成渝铁路上的火车快车,约仅三小时就以达禾丰区。然后经乡村公路到达出事地点,在那里明确知道那些中毒者是吃了种子粮而中毒时,也确定种子粮是施过剧毒农药1605的,这种有机磷农药是直接使心肌中毒而使服者死亡。唯一可以对抗的是注射阿托品以中和(对抗)其毒性。正是由于如此,阿托品也是有毒性的,所以一般医学教科书中均规定,此药只能皮下注射让其缓慢吸收,以免中毒。所以我要求根据中毒的严重程度,采用不同的注射方法。对一个已被家属平放在门板上的中毒者,实行静脉注射,护士说:书上说阿托品只能皮下注射,我告诉她:现在情况严重,等你皮下注射的药到心脏中和毒药,恐病人也早已完了。因为我听诊发现中毒者的心跳已非常弱而快,而且脸色也在变,更何况农村的习惯是放在门板上的人是表示要“去”了的意思。而且已把其手脚都已如“立正式”的排列好。所以我告诉护士:你照我说的办,出了事情我负责。这样护士才进行静脉注射。当时周围看的人也很多,包括我们医疗队的和县里的很多干部。如公安局长、农业局长、卫生局长等,注射完后观看病人情况发生变化,面色也好转。而我听诊也感到中毒者在很快好转。这时病人的妻子突然向我跪下说:“太医,你救了我全家。”原来他家有四个小孩,如果男主人去世,她既无法改嫁,也无法养活四个小孩。这个病人救活后,其他中毒者我都按他们的中毒轻重程度来决定采用皮下或肌肉注射,结果除我们到达现场前已死去的六名农民弟兄外,其余没有再死一个人。
在我们到达现场的两小时以后,省医院及省防疫站的抢救小组也到达现场,县卫生局领导向他们报告我们抢救的经过和目前所有中毒者的情况,并征求他们是否还有其他措施要执行?以及是否还有其他意见等。他们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处理,而且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必要留在现场增加麻烦。(因如留下,还要分一部分人去照顾他们生活)。所以他们说准备原车回成都去,我也表示很同意他们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这些第一线的人,都还存在吃和住的问题,有些中毒者还要继续观察,还有些呕吐物必须处理和埋掉,动物吃了呕吐物而死亡的也需埋掉等事情要做。
从整件事的起因方面则是公安局调查。起因是该队在小麦下种以后,而且成活长出青苗后,生产队长认为种子有剩,可以分给社员去吃,他也知种子是泡过农药的,有毒性,所以叫社员拿回去后要洗干净才磨粉吃,结果是外皮再洗也没有用,因为农药已浸入种子内,幸好因为数量不多,所以多数家庭为保主要劳力的需要而未吃。因此,中毒者也多数是劳动中的社员,只有几个家属。甚至有几位来不及抬回家中而死在劳动的地里。
两天以后,所有经我们抢救的中毒者都已恢复后,我们在第四天上午离开现场步行回县城。因途中要经过公社所在地及公社肿病院,大家讲休息一下。我也同意,就去肿病院看病人,发现一个病人情况很不好,就向医院的人建议给他打葡萄糖,那护士打不进去。我就接过来坐在他边上给病人注射,在推针药时发现其身上的虫子排队一样顺着向我身边爬来。因我的双手不能动,所以叫护士快来给我赶虫子,这是我印象最深的景象。
回到县城后,晚上县里领导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们晚餐。县里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会上冯立泰书记要向医疗队敬酒致谢,陆院长建议应向我敬酒。那里没有像现在那么讲究,不用酒杯而用汤匙,一人一汤匙干。书记敬完后县长又来,因为是“五粮液”酒,它的酒精浓度比较高,所以我不敢多喝。县长讲:书记的酒你喝了,我官位小,你看不起吗?这样我当然要喝,这样一来,顺着县委宣传部长、公安局长、卫生局长、县医院长、防疫站长……等。因为“五粮液”酒浓度虽高,但进口不辣,但后劲很长。因此,当时还可以支持,加上后面的几位,都是和我们一样,这几天来都是一起在现场工作的“伙伴”。
晚餐后我们被邀请到县剧场看戏。因为回内江的火车(快车)要晚上十一点以后才会经过资阳站。在去剧场时我还清楚,但看戏时坐着就睡着了。因此,看完戏后是怎么去火车站,怎么回内江等事,我完全不知道。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睡醒。后来同行的人告诉我,大家看完戏后,县委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还让车站打开贵宾候车室,让我们去坐在沙发上等车。车到站后,站长与车长联系好到乘务员的卧铺车厢休息。同时通知内江派车来车站接,回到医院后是大家扶着我回家的(我家也在专区医院)。还告诉我,这次资阳县领导很大方,每人送两斤花生糖(资阳是主产花生)及两罐“临江寺金钩豆瓣酱”(也是资阳的名产)。在物资缺乏的当时,确实是很大的手笔,大家都很感谢。
     回上海探亲在进入1962年后,四川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所谓的公社化也已名存实亡。但是他们仍可以乡领导的身份指挥生产,而且整个所有制仍无改变,只是不再搞什么“万斤田”、“十万斤蔗”而已!农民对集体所有制的耕作积极性仍未调动起来,所以总的来讲,物资仍很贫乏。在内江这个“甜城”,一个甜糕饼仍超过一元,一个所谓的高级饼(不要凭票)做得精致一点、大一点,售价达五元。一只盐腌过的老鼠肉要卖伍元,黑市猪肉每斤十元。这种情况延续到八月份我离开内江去上海探亲时都是如此。八月中旬,我带女儿去上海探亲,因孩子已满两岁。在成都住一夜,第二天继续经宝成线在宝鸡转车,在成都时未感到有好转的情况,但在宝鸡就感到物资供应大大超过四川。
由于我们在宝鸡转车,中间要等10个小时,所以必须要吃东西。当时食店里卖的熟的净瘦肉(净重绝对超过50克)每块只要一元钱,连我女儿吃了一块后都直嚷还要吃,所以我又买两块,孩子吃一块,我也吃一块。馄饨一碗四角、油条一根两角,一副烧饼油条只要四角,买拾个熟鸡蛋也只是三元钱。但是,宝鸡的茶馆(实际是让转车旅客休息的场所)收费不便宜。因为我担心候车室人太多,有点乱,又怕惹上小偷,所以去茶馆休息。那里全都是竹躺椅,如需休息者,要泡一碗茶,每碗收费一元,我想一元钱就可以休息,这倒不贵。这样就带着孩子躺在椅子上,不料一下子大人、小孩都睡着了,现在醒来已是第四个小时。原来贴在门口的价格表上每位一元是大字,下面用很小字体注明茶资是以小时计算。我跟侍者讲:你没有给我换过茶呀。他说我们换过了,是你自己睡着了,不知道,我们是换过的。争也无用,因此就去厕所,又喝茶,坐满四小时就再付三元茶资出门,找饭店吃东西。吃饱肚子后才去候车室取了行李在那里候车。计算一下,在宝鸡等候转车共计十个小时,一共用了17元人民币,还包括买了十个熟鸡蛋,可以在火车上吃,想想还真是很值得的。
到了上海后,因为有小孩,母亲和弟妹都很高兴。这一下真的可算是大幅改善生活了。因为上海的物价似乎比宝鸡都还要便宜一点。由于孩子第一次去上海,母亲要给孙女买衣服。我们就一起去上海服装公司的童装部,看了好的、合适的衣服让她试,每试一套她就不想脱,都说是她的,结果一次就买了好几套。所以孩子就高兴极了,而且由于孩子是第一次来大上海,我这个父亲当然也要带她出去到处看看、见识见识,毕竟上海在当时还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市百一店的自动扶梯当年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台,也要让她乘一下(每人每次要出一角钱)。
当然时间过的很快,很快就过了廿天,我也要准备回四川的东西,所以首先要商量是否带小孩回四川。母亲及家里弟妹都主张让小孩在上海多住一段时间,养好一点再说。因为孩子到上海时,家里人都看她人瘦、肚子大。结果由于当天的晚餐很丰富,半夜大喊:“要屙巴巴了!”结果一次就拉了大半痰盂,这样肚子就软了。说明四川虽可让她吃饱,但毕竟质量太差。因此,我也同意让孩子留在这里,这样对孩子今后的发育、见识也都有好处。
在决定孩子留上海后,我就要完成采购任务。到百货公司买了一些衣服和一些吃的东西,最高兴是买到一台小的日光灯台灯,是上海的新产品,耗电量仅8瓦,而且又是蛇形软管连接,放在书桌上可以任意改换方向及高低度,灯罩也可以随意调整。因此,看书和写东西特别方便,可以完全不刺激眼睛。相反工作面又很亮(因为可将灯罩压得很低),看书及写东西处却很亮。但文革初期却有人讲这些灯是资产阶级的享受,我也作了反驳。



第九章 “文革”浩劫
     运动初期在运动初期大家都没有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只是在对农村干部作一些清理。清理农村中一些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我们卫生系统也必须配合,好在我们是参加医疗队,主要任务是为农民防病治病,附带对诊所(即公社医院)存在的问题做一些清查。

我们在65年第四季参加地委内江县四合公社的四清工作团(那里一直是地委的重点,又是距内江市最近的公社,距内江市中心仅15里)。全体工作团成员为两百多人,我们的医疗队为四人,即卫生局的任局长、于震、我和专区二医院的段玉成。在初段时间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那里的工作队员都是从地、县委抽调的干部。我们医疗队的主要任务:一为社员农民解决病痛,二为工作队员治病,三检查了解一下公社医院(即诊所)存在的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我已习惯,并且也会千方百计为农民弟兄省钱,也能急农民家庭之急。但段医生一方面是女性,又是刚从重点毕业不久,去农民家治病时,总觉得农民家比较脏,这样与当地农民也拉不近距离,所以找她看病的不多。举例来讲,农村的儿童中间,中耳炎特别多,长期流脓,往往治疗效果也很差。我则利用诊所为病人注射青霉素的机会,把用过的青霉素瓶留下,叫他们都不要丢弃,因为瓶里的液体是空针永远无法抽尽的。我就用这种青霉素液为农民的子女治疗慢性中耳炎。一般四十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剩下的药液浓度都高,给他们局部使用,效果极佳。我一般是先用双氧水洗净耳内浓液,然后将棉签蘸上青霉素液,放入患耳内,因为浓度在局部很高,故效果极佳,一般经过两天,再取出棉花,基本上就痊愈了。而我的成本仅双氧水及棉签,所以在农村收他1~2分钱就可以了。在完成防病治病的同时,也为他们培养大队卫生员。

在这次运动中,由于重点是清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所以以往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被提拔起来担任大队或公社的干部者,反而成了重点清理的对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权力也往往会使人腐化,但我记得那四合公社尖山大队十三生产队的队长刘荣山。上次运动时是出名的积极分子,准备要提升报。最后他只同意任大队副队长,而且仍要保持十三小队的队长与乡亲一起生产、生活,不脱离劳动,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问题。这也说明农民如不从事生产劳动,就不是农民了。而那个生产队的社员也确实拥护他,因为他在公社里有点名气,所以有时公社布置不适宜的任务,他敢顶住。后来正式开展“文革”时,我们地直卫生系统的干部安排义务劳动时,还被派到尖山大队呢!不过这是后话。

在工作队中,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农民弟兄看病,农村妇女在当时是苦难比较多的。她们既有农务,又有家务,所以不少妇女都患上了“子宫脱垂”症。要根治只有手术悬挂,但费用较高,一般她们都无力负担,只能教她们热水坐盆,让蒸气的热力使其收回去,另外教她们不要做太重的农活。此外,生孩子也是问题,全公社只有一位已属老年的接生员。她都是依照她的前辈教的方法接生,这对一般顺产的产妇是可以应付,但如遇到不很顺利的初产妇,就会发生麻烦。所以有一位年青的初产妇请她接生,结果守到第三天下午仍未生下来。接生员就来找我,讲了情况以后,我就说怎不早点来?所以我就带了外科手术包和任局长一起去看。产妇此时实际上也已疲乏不堪,而且胎儿已至阴道口,可以见到头发,俗称戴冠。如不及时做外阴切开,婴儿就有窒息的可能。所以我就立即手术切开,婴儿很快就诞下,而且是一个男孩,他们家的人都很高兴。创口我给她缝了七针,由于会阴部的伤口很易感染,所以每日早晚要进行消毒冲洗。那年代都是用高锰酸钾化水进行,所以这事就交给段医生去做,因她是女医生,方便一些。我如去就要带一个卫生员一起去。段医生冲洗后,刚回来,产妇的丈夫气冲冲地也赶到了。说产妇大叫疼痛,要我一定去看一下,出了什么事。结果我去看了以后,发现伤口的缝合处有一粒半颗米大小未溶的高锰酸钾颗粒,嵌在缝线的伤口上,并已腐蚀了好的皮肉,当然产妇要叫痛。我立即把颗粒夹掉,并用剩余的药液给她冲了一下。所以回来后我也很不高兴,把这事告诉了任局长。我认为她是因为叫她去冲洗,她不高兴,把她“大”材小用了。如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病人只会影响我们的医疗队的声誉。而且这位新毕业的医师是大病看不来,小事不愿做,还是叫她回去吧!结果局长也同意叫她回去,并打电话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医院。

另外一次也是生不下小孩,而且是住在山上的家庭。原因是一位弱智妇女,又是年近四十的高龄初产妇。我背了药箱到她家后,见这位产妇身体壮实,接生婆无法处理,裤已脱掉,就这样在屋内跳动。接生婆讲:上午就叫她去了,可是产妇不听话,一阵痛就下床在房里跳。我想,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就叫她丈夫快去再叫三个男社员来,你们一起把她按住,否则这样站着乱跳是无法生产的。结果她丈夫果然叫了三位男社员,四人合力硬把她按住了,两位在靠墙处分别按住她的肩和手,她丈夫和另一位则在外侧分别按住产妇的双腿,并把她双脚蹬在床沿上。就这样的位置一面给她按摩腹部,一面叫她用力,最后终于诞下一名男婴。这时已是午夜一点过了,我从晚上十点上山,总共超过了三个小时。我提着马灯出来想回诊所,可是就是下不了山,转了两圈又回到原点。其实任局长见我未归,也不时到马路上看,他发现我提着马灯在转,所以赶紧找当地的队长来山上接我。这样我才在凌晨两点多回到住地。我们在诊所是三个人同住一间房,段医生以前则和诊所的女医生一起住。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差的,至于整个公社的运动乃是地委的工作重点。因为这次运动是要发展到各县去推广的。这个公社每个大队的工作队领导,大多数是各县县委的第一书记,少数不是县第一书记者也是地委的常委。目的是扩大开展运动时,这些都是骨干。但这次运动的时间未超过半年,在66年的春节前就结束了。

     矛头对准各级“走资派”在66年春节过后,尽管中央已在开展批判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批王光美实际上的矛头是针对刘少奇,这应该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是刘少奇也是有一定实力的,所以北京一些报纸及有些省的报纸也并不转载毛派文人的文章。依当时四川的情况就是如此。春节以后,四川的情况与北京不同之处是有人组织和领导群众之间互贴大字报。揭发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享受等,完全是领导干部在主导运动,它们发动所谓的积极分子来攻击非党群众。因此,二医院的矛头就对准了我妻子等数名群众。因为我也住在二医院,有些了解,就帮我妻子写稿子驳斥大字报的内容。另外,原内江县卫生局长升任二院副院长的孙瑞奇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就和他讲:“你们这么搞不大好吧!”他告诉我,这不是他们主要领导的意见,而是院党委委员兼人事科长王培俊的主意,是他在组织一些人干的。以后更发生他把医院办的护训班学生,组成“红卫兵”来抄我的家。由于我在培训班兼过课,所以他们都排队在外面,见我还在家里,大家都不敢进来。本来星期六,我应该去上班的,我也不想去了,后来伯筠怕这样僵持下去会出事情。所以一定要我快去上班,果然我一走,这些学生就进了我家“执行任务”来了。晚上我回家就知道了这情况,这些学生拿了几张相片、一把可以自动撑开的雨伞(那时是算稀奇的东西)。过了几天,那护训班的班长跑来我家告诉我,是王培俊布置他们这么做的;而且规定重点检查:1。香港来的信件;2。家中有无金银财宝(泡菜坛也要倒出来清查;3。有无日记。结果他们所想要的一无所有,我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通过这段时间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毛的真实指示——运动的重点是对付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一般群众也已认识到毛的目的。可是由于前段时间所挑起的群众斗群众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一般人们之间,实际上已分成了两派。即所谓的“造反派”与“保皇派”,在运动初期被批判的当然不满意,认为是那些掌权的人为了自己不受冲击而拿我们做替罪羊。而被当权派利用做“马前卒”的一部份人,一方面往往自己认为“根子正”,一贯受领导重视、重用的人,他们是不会错的。现在既然得罪了人,只能跟领导走下去。所以他必然成为“保皇派”,而实际上,可能谁都不知道哪些领导人在“走资”,哪些没有“走资”。但是,大家都已知道,毛的矛头已在对准刘少奇了。骂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就是依据。再加上后来派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扇风点火,就更进一步的说明了问题。

由于北京的“红卫兵”在四川出现以后,内江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种群众性组织纷纷成立。有工人、学生等组织起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由于北京来的“红卫兵”传达了过去四川根本不知道的信息,所以运动初期被整治群众的冤气就要爆发。目标当然对准的是那些利用所掌权力整人的一小撮人。因此,就出现到处去揪所谓的“走资派”的现象。其实,那些人还不是按上级的文件规定办事。但由于中共各级干部中普遍的交差思想:上面叫揪这揪那,你如揪不出来,担心要戴“右倾”的帽子。那时丢官事小,被扣“包庇”事情就大了,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整几个人出来,以示他们正在“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岂料这次毛整的目标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所以各单位被整过的群众也纷纷反击,揪斗各单位的头头,把他们当成走资派来斗,但真正最可怜的是那些被戴了所谓帽子的已定了性的人,他们不敢“造反”。而且被整得也更惨。

通过这些不断的揪斗,当然行政上的效率就大大下降了,领导干部也无法领导,各单位组织了不同的群众组织,不同人的组织又相互扯皮,所以业务工作可以停得下的也几乎都停下了。只有那些停不下来的才继续在工作,如医院、屠场、商店、银行,行政单位如公安局等,包括法院、检察院的工作都几乎停顿。我们防疫站只是有重大事故时才安排出差。虽然工作是受到影响,但每天还是要去上班报到,各学校则小学以上的学生基本上都去串联去了。所谓串联,其实就是免费旅行,因为火车只要学生戴上“红卫兵”的袖套,就可以不买车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我们单位也分成两派,我哪一派都不参加,但我也不得罪人,因为我字写得好,他们都要我帮忙写标语,只要不是对毛不利的标语,我都帮写。一般每天大约到了下午四点以后,大家都差不多开溜了,好回家煮饭。

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1967年的元月。由于毛泽东一直规定部队不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军事系统还是稳定的。可是各地的军校和军事学院的学生,他们却钻了空子。他们也组织起了“红卫兵”,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弟,他们还组织了“联动”,在北京市骑摩托车游行和闹事。而整个红卫兵运动也确实引起了那些老军人的反感,他们感到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必需讲话和表示态度的时候了。所以,中央军委二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即各省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实际上也是军人出面干预。因为按中共的规定和现实情况,地方党委的第一把手都兼当地军区政委之职。所谓的地方干部大多数原来也是在部队的,是转业下来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一定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内江地委第一书记也是内江军分区的第一政委。

中央军委开会的信息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我在北京也是到三月份,从中央文革的接待员隐约透露一点口风才知道的)直到1967年5月中央才在文件中宣布有所谓的“二月逆流”(四川称之谓二月黑风),意思是指军委开会未经主席同意,是反毛的,而且指称那些老帅怎样怎样,叶剑英拍桌大骂时还拍断了掌骨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方上是不了解情况的。在1967年的2月17日,那是星期日,内江的造反派对地委书记进行了揪斗。会场设在沱江剧院,这是市内最大的一个剧场。我和伯筠都去参加了,到了十二点过后,我讲可以走了,因为孩子吃午饭后还要送去幼儿园,结果她不愿走。我就回家给孩子吃了饭后,把两个孩子都送去幼儿园,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过。回到剧场一看,发现军队已将沱江剧场团团围住,而且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只准里面的人出来。而里面的那些造反派已经把斗争会的舞台搬到了外面门厅的沿台上(放置沱江剧院四个大字的平台)。连扩音器及被斗对象都搬出来了,他们一边骂“走资派”,一边骂军人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指他们这样做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但军队没有行动,只是执行“准出不准进”的命令。我看了这情况,觉得问题很大,情况严重,所以赶快回医院。回到医院后,就在收发室里不断打电话,请熟人帮忙找伯筠。由于我在专区文工团、专区京剧团及沱江剧院都有熟人,约经两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伯筠,我叫她赶快出来,但她表示不同意,还说现在虽然留在里面的人数不多,但越是困难,就越要“革命到底”,要坚持下去。在电话里面也还可以听到剧场里的广播在叫“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等等的口号声。由于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进不去,而她又不肯出来。他们完全以为只要有几百人,外面的军队就不敢怎么样。其实有点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手无寸铁的人是无法抵挡枪炮的。他们一再向里面喊话,叫大家出来,时间到午夜止,就是为了减少一点麻烦。而且外面的保守派组织也派了人,在等候时机,以便配合行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过江去沱江剧院,结果除看到一片狼籍外,里面空无一人。说明午夜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被抓捕了。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军人和警察抓的,二是被“保皇派”群众组织在军队枪杆子支持下抓的,那么后者的情况就严重得多。所以,我就必须了解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找朋友帮忙,一起去各看守所查看(看守所只有公、检、法的人才进得去),结果在内江市看守所,进了大门后到二门口,由二门上的小方窗口孔内看到了我的妻子。她和众多被抓捕的人坐在院坝内。我发现她没有受伤,这样就放心大半。因为被政府机关抓捕,他们有一定的手续,必定是要分批填写表格,然后分配入住监舍。这与群众组织抓人是不同的,它们可以动私刑,如果不配合则后果更不堪,甚至可以杀人灭口。

由于是请朋友带领,先后去县、市看守所查看,所以很花时间,回到家已是午后。回家后思考很多,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下,政治原则最重要。如果是被政府逮捕,家属必须表态,因为这不是历史的原因,而现实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两个方案处理。即一:划清界限:向政府表态,抓得对、抓得好,并提出离婚。这样做最简单,而且还会被表扬,认为我是站稳了立场,但是,儿、女将没有了妈妈。二:去北京告状,向中央诉说地方政府逆向施政,镇压革命群众,请中央主持公道。但如走第二条路要困难得多,还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如:孩子问题怎么办?钱(即赴京旅费)怎么办?(当时放在家里的只有卅多元),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不知是否中央改变了政策,这文化大革命也只是大鸣大放的翻版“引蛇出洞”而已!

前思后想,觉得还是去北京告状,这不是只是我们一家的事情,至少也是内江几百上千家庭的问题。在决定以后,就要分别写信,一方面要告诉重庆的岳父,另一方面要告诉上海家中的母亲,并把我将去北京告状的事告诉他们,再要写信告知贵阳的姨妹速来内江把孩子送往成都,因为我不愿孩子因父母的事而受外人欺侮。在给岳父的信中还告诉他,收到信后速汇100元去成都叔叔家,因为我将把孩子也送去成都。安排好这些以后,已近晚上,吃过晚饭后正在准备行装。这时邓光瑛前来我家找我,我把我的打算及安排告诉了她,她说也想跟我一起去,我告诉她如想跟我一起去就快回去准备行装,带好应该带的东西,晚上九时在市百货大楼前集合出发。

     北京告状在准备好一切以后,我就出发,在去百货大楼途经市邮局,把写好的信都投入邮筒后,再去那里等邓光瑛。因为晚上九时已经没有公共汽车,所以走路去号志口火车站。到车站后已十点过了,我告诉邓医生,我先进车站看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在我进入车站后发现站内候车大厅里有不少便衣的公安人员活动。看来他们的出现,应是有针对性的。依我估计,应该是查看是否有漏网之鱼将要逃离内江。

我本人虽未参加任何当时的群众组织,更不是那些组织的头面人物。但熟人很多,万一他们知道我妻子已被捕,这样我在车站出现也会有麻烦的。所以一看不对就赶快出来,告诉邓,看样子如要购票乘车会有困难。只有从铁路上走到史家乡车站(离内江车站约十多华里)然后再上火车。因为小站公安人员应该不会去那里。故此,我们就再度步行,一直到超过午夜十二点以后,才到达史家乡车站。当时也没有车经过,而且候车室内候车的人也仅十来个而已!我们也只能在长木椅上打盹,约在午夜一点多,就有两个区里查夜的来查,见我们非本地人或农民,又在小车站候车,感觉有问题。因为如内江城里人应该在内江车站候车,绝不应该在史家乡站等车。舍近而求远是有违常理的,于是就把我们两人带(实际应是押)至史家区的区公所进行查询。在我们到达区公所的公安值班室后,值班员开始查询: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深夜在史家乡等车?当然我作为经常出差的干部来讲,对基层的人员还是不会紧张的。我告诉他:我们是专区防疫站的医生,是因为出差去资中县的艮山镇查验和防治传染病的。他又让我出示工作证和介绍信,这些我都有,因为我出差下县、区基层,当地都不会收我的介绍信。因为彼此都很熟,如是不太熟的新人,则到县后他们会收掉地区的介绍信,再由县给区开介绍信转介。由于我讲的很自然,这时邓医生突然想讲(因为她已面露不安),我就从桌子下面踢她一脚,示意不得开口,这样才未发生意外。但是值班员还是觉得奇怪,既是出差为什么不乘火车而要走路赶赴工作地点,我又一次解开了他的疑团,我告诉他:今年国务院有规定,春节期间不放假,而我们是已去艮山工作的人,春节是自己因当地无事可做而回内江与家人团聚。因此,今年所有车票都无法报销,所以才决定慢慢步行回艮山,这样自己可以省一些车钱。加上现在也没有车经过,所以才决定走走息息回艮山去。这样仍未完全消除公安值班员的疑虑,最后还需核实是否出差,他又打长途电话去资中县卫生防疫站核查,是否地区防疫站有黄柱国医生来你们县出差?资中县站的值班员我估计正由睡梦中被吵醒,所以顺口立即回答:黄医生经常来资中工作。这样那值班员才放心让我们走,这时已经近凌晨四时了。所以我想再去候车室等车已不妥当,万一那值班员“清醒”过来仍觉不妥时仍会再来找麻烦的。因此我们决定再沿火车轨道步行去艮山镇(属资中县),两地相隔也仅十多华里。就这样,我们走到艮山镇,时间已近早上六点,经过一夜的折磨人也都筋疲力尽,肚子也饿了。急想找个地方歇一歇脚和吃点东西,所以就找了一家刚开门的早餐让进去,准备吃点豆浆、包子、油条等,等了一会,食物送上我们正在吃的时候,又遇到内江的熟人,人家喊道:黄医生,怎么这么早你在这里吃早餐?我只能回答道,我在艮山出差,想早点吃些东西后可以回内江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更觉得应尽早离开,所以就匆匆吃完东西就赶去艮山车站。到了车站才知道,正班车还早,但可能会有一加班要经过。我和邓医生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只要有车停站,我们就想办法上车去。因为当时成渝线火车只有上行和下行,上行车必定去成都方向。我们大约等了一个小时,火车来了,除了所有车厢都不开门外,车厢顶上也有人坐。我们就沿着车站一路看,结果我在离开站台前方(即已在站台之外)的车厢看到有熟人,即内江卫校的两位女老师。我赶忙招呼,请她们开窗,让我们进去。她们开窗后,我在下面托,她们两人在上面拉,这样把邓医生算是拉了进去。但我就没有办法,因为车厢已在站外,离地就更高,邓医生是女的,比较轻,加之我在下面已经把她托到窗口,里面的人一拉就进去了。但我根本无法攀爬,她们也拉不动(因车厢内十分拥挤,拉的人也不易使力)。所以我想:车厢是上不去了,可行的爬车顶也不行(车站上已有纠察),看到攀爬车顶即将人往下拉。所以我就在站台尽头徘徊,等火车一开动,我就攀住车厢门,吊在车门外,那时即使纠察要来拉也来不及了。我原想得比较简单,只要到了资中县火车站就可以想办法,而且艮山à资中,其间只有两个小站的距离。结果火车到资中县并未停站,一路直驶至资阳车站方才停车。这时距艮山车站已逾两个多小时,我则一直吊在车门外,在二月中旬四川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幸好我穿的是驼毛棉袄、手戴手套,但还是人几乎已全身僵直。由于资阳是大站,站台也长,所以可以从台阶上移至站台上,如是小站势必要往下跳才能着地。我下地后,前面车厢打开了车窗,邓医生和卫校的邓先庆都向我招手,要我快过去。我过去后先把背包交给她们,然后,他们就拉我,外面有一位车站职工(见我是吊着车门到资阳的)也从下面托一把,这才把我弄进了火车的车厢,进了车厢后立即感到了温暖如春。而且卫校另一位邱老师她起身把她的座位让给我,这样可以让我得到一些时间的休息。不想这一坐下来,很快就睡着了。因为一晚上没有睡觉,而且要走夜路加上吊在车外,都是在高度紧张之中,现在可以放心休息,睡觉也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到了成都以后,因邓医生的家也在成都,故相约第二天中午在成都车站会合,共赴北京。

我在到成都张伯筠叔叔的家后,除了告诉他们内江出事的情况外,还需再给岳父写信,详告内江的情况,并希望他再多寄100元来蓉,做为两个小孩在成都时的生活费。同时也告诉叔叔我将孩子的安排。辛苦他们在孩子来后照顾一下,另外因只带了几拾元钱,又在叔叔处借了100元,并言明已请岳父汇来还他。还说明如寄的是200元的话,其中100作还款,另100元作孩子在成都的生活费。这一天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第二天由于起床也比较晚,该讲的、要办的也都讲了、办了。所以吃了早午饭后即去成都火车站,并搭上去北京的列车,这次车虽仍拥挤,因需购票上车,所以至少在车中还可以走动。所以我在走了几个车厢后,在卧铺车厢找到了多名内江的人(卧铺车厢未按卧铺价出售,是按硬席价出售),所以我们大家也交换了一下内江的情况,并一致认定内江的军队抓捕“革命群众”的做法肯定是非法的。而且他们也是去北京“告状”(反映情况)的,这样大家谈起后,我对2月17日沱江剧院下午以后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我也打听了北京接待的方式,由于北京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所以都是分系统接待。像我们就应该去中央卫生部,所以到北京后,我和邓医生就直接去了卫生部。

中央卫生部大院位于北京后海北沿,是一个清代王府的旧址,听当地人讲是清代的“恭王府”。我们去办理报到手续后(凭工作证报到)每人领到一条席子、一条毛毯和一个枕头。男的住卫生部大礼堂,女的住小礼堂,都是地铺。我就在有暖气片的边上找了个位子,把席子、毯子、枕头放下,这就算自己的铺位了。虽属卫生系统,但因来自全国各地,相互也都不认识,所以也很少交集。过了两天来了一位资中县的,因为不熟,所以只是点头打招呼而已。在我入住卫生部后,初步将内江的情况写了一下,第三天去中央文革接待处预约接见,二日后得到接见,但接待员谈到我们的资料不够具体,也不够详细。这样就必须重新写过。可是如要写详细资料在卫生部礼堂内实在无法,因为我们那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故此,我与邓医生商议,我准备去上海家中写,让她在北京等我。结果她讲她人生地不熟,身边也只有一元多钱人民币,怎么生活。她要跟我去上海,我想人家也确实为难,钱也没有,又是从未离开过四川的“三门干部”,所以答应带她同行。到上海家里后,母亲一见就觉得不妥,因为上海也查的很紧,特别是对来路不清楚的人更是如此。在当天晚上我们吃晚饭时,就有居委会的干部来查看,我,当然他们都认识,也没有讲什么,看了后出房门,弟妹两人跟了出去,那人就问邓是什么人?弟妹告诉她,就说因为邓是我上海的表妹,因知道我哥来了,所以来看我哥的。因为怕你们不认识,所以出来给你讲一下,这样那位居委干部才无话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就讲,明天她一定要走。我和邓商议后,也认为上海不宜久留,当晚让她和我妹同床睡一晚,第二天,我又去上海火车站买好去北京的车票,又给了她十元人民币(以便她在北京可以买饭、菜票)并把她送上车后才回家。

在这里我还必须说明一下,在离开内江前,我叫她自己也准备好旅费,她也答应第二天请好友——重医毕业的儿科医师朱世琪帮她取100元人民币,并汇到成都张伯筠叔叔家(她把地址也记下了)。后来才知道,那朱医生因怕受牵连而将邓所托之事全盘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将存折也交给了领导。故此,邓从离开内江时的一元多钱至今到上海仍是一元多钱。所有开销都是我在支付。

我这边在上海家中则将内江的情况、事情的发生、发展详细地写成材料,特别是运动初期组织群众斗群众,以后由于北京“红卫兵”来川后,运动转矛头对向“走资派”的经过,以及最后在批斗大会时部队包围剧场以至后来在午夜大规模逮捕等情况,以及后续传来即使未参加批斗大会的也被抓捕的情况等。

在上海我一方面写材料,另一方面也告诉妈妈,万一以后我也发生情况,一定要将孩子从成都接来上海,因为两个孩子毕竟是黄家的子孙。同时请妈妈给我准备一点钱,因为我自带的卅多元和成都借的一百元,经过购成都à北京、北京à上海,再加上邓从上海去北京等,已用得差不多了。等我写完上访的材料后,妈妈为我准备了壹百玖拾多元给我带走。我回到北京已是三月上旬末,安置好住宿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文革接待站登记预约接待的时间。

在经过约定时间汇报情况和交了有关材料以后,中央文革接待处的人告诉我:四川的情况,他们也已经有所了解,但希望我们都能回原地去“抓革命、促生产”,并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应消极对待挫败。因此,我和邓医生商量,我认为长期留在北京也不是办法,我决定要回四川,所以她也同意。我们回到成都,各自去自己的地方。到了叔叔家见到孩子以后,真是百感交集。幸好孩子还都安然无恙,那已是三月十八日的晚上。那晚我自己想得很多,最后决定19日陪孩子一天,20日回内江去。

第二天,我告诉孩子,爸爸准备要回内江去了,这时儿子还未满五岁,也不清楚情况,只是紧紧抱着我双腿。女儿大些,已近七岁,听我讲要回内江去,当即哭着说:“爸爸不要回去,如果回内江去,坏蛋会抓你的。”我听了真是非常难过,我告诉孩子:爸爸不怕它们。就这样决定20日回内江去,然后向叔叔交了底,并交给他100元人民币作为两个孩子在蓉的生活费。同时出去在邮局向内江防疫站发了电报,也买好了火车票。20日上午准备离开时,女儿把我拉住,不让我走,我只好骗她,讲:爸爸不走,但需要出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可以吃,这样才算脱身。至于邓光瑛的情况,因我不知她家的住址,也无法联络。

     坐牢由成都回内江的情况,在楔子中已提过,现在要说说牢狱生涯。这个牢房实际上是过去县衙门的一部份,国民政府时代,只有内江县,没有内江市。满清时代,内江还没有资中县大,属资中州管。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抗战年代,重庆成为陪都以后,成渝公路成为交通要道(因无铁路),这时内江就成为主要枢纽,上、下行的车辆均在内江过夜。所以内江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资中。政权更迭后,内江更成了专员公署的所在地。管辖八县、一市,总面积二万多平方公里。但这个看守所仍属内江县(内江市则另建),由地区公安处抓捕者则两个所都可以送。

这个牢房因年代已久远,均为木质结构,中间是院坝,四周是囚室,给我的代号是“三二一”。在监狱内部都不叫名字,因为有些同案犯,叫名字提审时对案件会有影响。至于女监部份,由于未去参观过,所以不了解情况。

男监部份,约十二、三个囚室,但只有一个死囚室,为单人房。其余则为3~20人的大小不等的囚室,以十人左右的囚室较多。我在看守所共四十九天,过了四十八个夜晚。进去第三天后开始换囚室,除“单人房”外,几乎每个囚室都住过。囚室的规矩是每天早上六时吹号起床,晚上九时熄灯睡觉,但公共地方的灯则通宵长明。在牢房里平时只准坐、不准睡,坐的目的是要你反省罪行,交待罪恶。而且每个监舍都几乎有人为求得管理员的好感而密告同犯的违反监规的行为。

第二天上午,有监狱医生来巡监,结果那医生突然发现我,就问我:黄医生,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是去北京回来才被抓的。他就问我要些什么?我说:给我开点维生素就可以了。至于那位医生是县医院抑或是田家区医院的我就记不清楚了。他给我拿了药后问我还要什么?我说这里虫子太多,帮我杀一下。结果他也背一喷雾器给我在牢房里打了杀虫药。在监所里我还发现有一个不需全日蹲在监舍内的人,有点面熟。他每日“上班”的地方是坐在院坝的一角,任务是进餐时间分发牢饭以及难友口渴时给点水的人。原来他是在社教运动中被提拔起来任公社副书记的邓某某,结果又在“四清运动”中因贪污而被捕的。因为两次我都在地委工作团做医生,所以也认识。我们面对面时也都会会意一笑,大家笑的是“世事难测”呀!

同在监中的还有很熟的“同行”,如专区一院的外科主任苏永祜,专区二院的传染病科主治医师马志刚和专署卫生科的斡震。他们都知道我是去了北京告状的,至于他们为什么被捕?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有历史包袱——即曾是过去国军时代的“军医”,而且都是有军衔的。因此,他们都比较胆小,只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但我们这种“三门”干部就没有这种包袱,似乎也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只要自己认为没有错,就什么都不怕。

到了第三天上午,就有二个小兵走进来,它们还一人手上拿了一副手铐,而且拿的手法是手拿一个铐圈,另一头是活动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拿法是要打人的。它们进来在院坝内就叫我的代号,我答应以后,他们就开了囚室门,叫我出去,大家都站在院坝内,四周囚室内的人都在囚室内向院坝张望,认为一定会发生一场惊人的拷打场面了。他们首先指责我犯了监规,我告诉他们:“由于我以前没有坐过牢,所以不知什么是监规,更不知道是犯了哪一条监规?”他们就说:“你私藏手表,没有交出。”我告诉他们,我进来的时候,是你们搜的身,连内裤和皮鞋的带子都搜走了,怎么是我私藏呢?!因为他们认为从来没有囚犯敢这样和他们讲话,其中一人就举起拿手铐的手想打人,我那时也火大了,声音比他们还大。我说:“你还想打人!你敢打吗?”当时两个小兵确实也愣了一下,可能是心想:在牢房里谁敢不听他们讲的。就在这时,看守所的黄所长进来问他们:“什么事?”两个小兵讲我违反监规,私藏手表。我就讲:“我没有坐过监,所以不知道监规,搜身是我进来时,你们的人搜的,现在说我私藏,还要打人,这样对吗?他们可以告诉我,监内不能戴手表,要交出保管。如我拒交,那我不对,但说我私藏!怎么私藏?连内裤的裤带都搜走了,还要藏在哪里?”所长见我说的有理,就向小兵讲:“算了。”又对我讲:“你把手表交出来,我们会保管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我知道,这是同囚室的人打的报告,但是是谁?我不清楚,但应该是倒粪桶的二人其中之一,因为只有他们两人出过院坝之外。结果下午就有管理干事进来要我换房间,就这样换了第一次牢房。

按照监规:坐牢者都必须坐,白天不可以躺,囚犯之间也不可以互相讲话,依我的性格,叫我不讲话那可困难,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我也要讲的。在换了囚室以后,有些年青的学生,胆大一些,敢来和我讲话了。那些主要是当过“红卫兵”头头的人,问我北京的情况,我就照实讲中央文革接待站人员的看法。

监狱里的规定每天三餐,早上、中午和晚餐,早上是稀饭加一个小馒头和泡菜,每餐的粮食应为二两左右,中午有一大钵“菜”。因为其中80%是豆腐渣,晚上也是如此,只是数量减少约1/3。每半个月可以有一次肉吃,这样的伙食,说实话,真的咽不下去。那些老犯人(即关了很久的人)他们无所谓,有几个年青些的犯人就拿饭和我换,他给我一半饭,我就给他90%以上的豆渣。反正活动量不大,也可以算过得去。每天下午四点过的时候,要放风约一个小时,放风时是一个一个囚室放人出来,然后按囚室先后,三人一排,依次排队。相互间不可以讲话,而是在院坝内排队慢步跑(即打圈跑),而那个管理人员却在院中间安了一张藤椅坐着指挥。他一般跑步10分钟,走约5分钟再跑10分钟……。所以我就不想听他指挥。沿着囚室门前的街沿踱方步,还把双手放在背后。看我走了一圈多,他心有不甘地讲:“你为什么不跑?”我讲:“我有病跑不动。”由于他可能知道,如要我找狱医开证明,我应该也可以办得到,所以他等了一下讲:“既然有病就坐在自己囚室门前,不要到处东张西望。”我也听他的,就坐在囚室的高门坎上,看大家跑。

由于我住科不久,看到那些老犯人最喜欢“放风”和去倒粪桶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每个囚室都有粪桶,大囚室二只,小囚室一只。每天早上八点以前会让各囚室的人依次去外面倒在粪池中,并洗净后拿回来,次序由坐在院坝里的那个人安排。反正一个桶,两个人抬,至于谁去?则由囚室内的人互相推派。因我不想去,别人又想去,所以我从来也未去过,更不知粪池在哪里。还有,这些老犯人(并非年龄大,是指被关的时间很长)更喜欢的是外出劳动,如运粮食、煤炭、蔬菜、肉食等,反正只要有机会在街上走就高兴。外出劳动时四个人一辆架车,每辆车后有一个背枪的士兵押运。其实说真话,在共产党统治下,还真少有囚犯偷跑的。因为即使跑出去了,也无人敢收留无人能收留,即使是父母和亲人都不例外。因为你没有户口,就没有配给,每人吃的都是那份定量(即配给你多少就吃多少),有再多钱也买不到配给的物品。而且那时没有“自由市场”,所以即使父母也不敢收留你。如家庭人口很多或有侨汇收入者,或许可以例外,但也经不起公安部门派人来搜查。所以治安问题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好得多。一般最严重、最多的也只是扒手和小偷,能偷或扒到的东西和钱不会太多。但如被抓到,遭群众一顿毒打可不轻。所以除技术高超者在火车上扒窃的要略多一些,不过人们也会防。像我们出差或长途旅行,都会在内裤上缝一个口袋,把钱和粮票放在内裤特制的口袋内。

监狱内洗澡是每个囚室轮流,在院坝内露天进行,热水是限量供应,由可以坐在院坝内的邓姓前副书记分配。在进监狱后我总共洗过两次澡,理过一次发。以狱方规定:所有囚犯均以剃刀刮光头发。那我宁可不剪,也不同意刮,所以我和来负责理发的犯人协商好了,可以让他用“推子”推(即理发店的理发剪),但留下的发不得少于0.5公分。

     预审大陆在抓人以后,先由检察院收集罪证,然后决定是否起诉或转法院。这中间的时间可长可短,如罪犯自己认的罪得到证实,那就很快转往法院判决,然后送劳改队服刑。如无法查证就一直关在狱中,所以大陆的监狱都称“看守所”。

在监狱里有“预审室”,那就是每个人的罪行由检察院的人来审问。预审室是一个约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至于有几个预审室,我就不清楚了,但应该是不止一个。

在预审室的房中,进门后正中靠墙有一张办公桌,是预审员坐的地方,预审员可以是一人或多人。在它对面靠窗的那面中间偏左方,有一张比正常椅子略矮一些的板凳,即是犯人坐的地方。我的预审员姓常,年龄比较大,以前都认识,叫什么名字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工作团搞中心工作(运动)时,他的外号叫“扁嘴”,可能是因为假牙做得不很好,所以大家叫他“常扁嘴”。因为以前专员公署组织的公、检、法工作团我也参加过,反正我是工作团的医生,工作团的领导一般是地委的管政、法系统的书记,工作人员则全部在地级的公安处、检察院和中级法院中抽调来的。有所不同的是在这种工作团中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共产党员,而我是平头老百姓。原因是工作团的领导在挑选医生时都希望挑选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医生又是并不参预中心工作内容的人,只是为工作团队的人和当地老百姓看病而已。当然,我们防疫站的党组织就希望让我去那些党员成堆的地方,接受多一些党的思想和政策,以达到“改造我思想”的目的。

第一次预审,约在我入狱后的第五天,由狱方管理员陪同进入预审室,我们大家看到都是认识的,他就指示管理员出去。这时,室内只有我们两人,他问我:“反省得怎么样?”我说:“反省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会坐牢?是因为你去北京说了不真实的情况,也是去为内江的反革命活动喊冤,这就是犯罪,当然你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希望你认真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以前都参加过地委组织的工作团,应该认识比一般人高才行。必须要认真反省,认识这些做法对地方的危害性,只有提高认识,要认识去北京做了不实的汇报就是犯罪行为。这样我们可以对你宽大处理。”第一次预审就在各说各话的情况下结束。但我也知道,他也算是尽量在做一些“动之以情”方面的工作,希望我能交出一份认罪的文字,以便他们可以对我“从宽”处理。因为据我所知,中共内部也有一项不成文的原则:即两夫妻如共同犯罪且有幼年子女者,除罪大恶极者外,一般情况下只抓捕一人,另一人则由群众监督、管制。但我不愿这样,因为自己如果一经认罪,则将终身无法抬头做人。你的档案里就永远是有罪之人,只是被宽大处理而已!

第二次预审是在又经过五天之后,这次的口气是既有软化的、也有强硬的。这次来,一开始就问我:“交待写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讲:“那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坐牢。”他又讲:“你以为共产党的牢饭这么好吃吗?!吃饱了还不写交待。”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吃你们的牢饭。”这时他开始缓和一下,就说:“你是个大学生嘛!你不为自己,也该想想你的小孩,即使你还认识不到自己的罪行,也该想想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家庭。你一个字也不写,你还可以检举嘛!检举别人的罪行,那也有点功,立点功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他还特别讲:“你以为你不检举别人,是讲义气,可是别人却不像你,揭发你罪行的多得很……你要自己把握住自己才行。”

由于我没有交待“罪行”,所以他也无法,因此又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不交待就可以赖得过去,这时不可能的,政府可依你犯罪的事实来判刑的。如果你自己认识到犯罪,自己坦白交待,政府可以你认罪的态度和对自己所犯罪恶后果的认识程度,从轻处理。这一切都在于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如果不是大家以前就认识,我都不会给你讲这些的。”

这第二次预审就这样结束了,从这次的审讯一般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恶意,只是他用的方法,对象找错了。如是对一个没有定见的人,听了他的肺腑之言时,可能都会声泪俱下,感激万分。但对一个有定见的人,想用这些方法是无法奏效的。当然我也不会和他争,因为毕竟处境不同,而且对我已算是客气的了。因为他既未带背枪的小兵站在背后,也未扣人在椅上,只是坐的方位不同而已,而且走时一再希望我多想想抗拒的后果。

第三次审讯,这一次可算是“不欢而散”了。在第二次后的又几天,进行了第三次的提审,这一次他似乎有点气急败坏了,做了一个检察官所不应该做的事。他从卷宗里取出一叠所谓的检举信,他叫我起来,走到他桌前约一尺多的地方,然后叫我看,“他们这么多人检举你的罪行。这些都是你的那些亲人、同事、朋友和上京告状的‘战友’写的,都在检举你的反动言行和反革命活动。”而且他还一张一张的翻,边翻边报写检举信的人名,当然内容不让我看清楚,名字是让我看到了。还说到这是你老婆揭发你的,我一看果然是伯筠的字迹。他这么一路翻给我看,确实使我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情,觉得人怎么会是这样?只要自己可以脱身,什么亲情、友情都可以不要了。但我想:我不会这样。

这位检察官看我开始时还有点反应,怎么一下子就好像又没有激动和没有反应了。这和他预期的完全相反,而且认为:我这样刺激你,你都好像没有要报复的心理。他讲:“我真弄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到北京去搞反革命活动。”这时,我就抓住他这句话问他:“你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又说:“你们去北京搞反革命活动。”这时,我就讲:“你可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她是全世界革命人民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反革命份子都去那里搞反革命活动,你把毛主席看成是什么了?!而且北京还专门设立了接待站是接待各地‘反革命’的吗?”这时,这位检察官真的有些怕了,在天气不热的情况下,他额头出了汗水。我继续说:“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去了香港或台湾,你说我们搞了反革命的活动,可能大家都会百口难辩。因为那里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在你把北京说成是反革命份子的活动中心,你是什么人?!”他这时只能以求饶的口气说:“我说不过你,总之,我也是为你好,你这样一点都不说,又一点都不写(指书面认罪材料),我也没有办法,我以后也不来了。”说完,他赶快拿起所有东西就走了。从这次以后,他也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所谓的预审也就这样收场了。

     无罪释放过了不久,监狱出现大批释放人的情况,四月十八日的上午,几乎放了一半以上的“囚犯”,这些人都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犯人”。但一些年龄大一些的、有所谓历史污点的人没有放。当天下午,看守所的所长对留下的人进行了一场“训话”。他讲了当前看守所的情况,他说:“今天大家都看到放了很多人,”话锋一转,他又说:“他们都是认了罪的,被宽大处理了,但有些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嘛!就是不肯写交待,你就承认自己有犯错嘛,现在不是也可以放出去。不然不就是变成是我们政府把你抓错了?”这话我也听得懂,他接着讲:“我是看守所长,我没有权力管犯人的案件,也没有权力释放人。我的责任只是政府抓的人,我把他看牢,不让他跑掉。至于对具体案子怎么处理,我连表态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好好想一下,如果想要出去,总是要交点东西(指材料)才行。……”讲话内容不多,但也很实在,看守所确实没有抓和放的权。

通过这次大量释放所谓的反革命以后,我已经可以确定一个看法,那就是四川大规模抓人的做法是错的。以往绝大多数是经法院判刑后,转劳改场所,刑期满后才予释放。只有极个别的人是经监禁多年检察院查不到证据后以宽大处理而释放的例子。而这次是未经判刑大规模释放,这在共产党执政以来是仅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不会去“交待”什么“罪行”。以前,我和专区卫生系统的几个人打招呼时,他们都不敢回应,现在他们也敢回应了,如互相点个头,只是他们还是不敢讲话,而我这个坐监人,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和同监室的人讲话,所以四十多天换了十个以上的囚室。

在监狱中,我们这些“新”犯人情绪的改变,可以充分说明大家已知道出狱的时间快到了。可是我觉得奇怪的是那些老犯人也是没有什么妒忌,反而希望我们这些“新犯人”快出去。后来经过交谈之后才知道,他们认为我们走后对他们更有利,而且他们从来不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同路人。因为他们这些人中,不乏偷、盗、拐、骗之徒,他们认为因政治原因而坐牢的和他们不是一路人物,甚至像贪污犯等,就是由我们这些以前的所谓干部,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他们之所以还蹲在监狱内,就是有些事情未说清楚或没有彻底坦白交待,也有些根本说不清楚。

他们也告诉我,以往在监内绝不受管教者仍有用刑的。我虽未见,但初入狱时那两个小兵拿的铐想打我这是事实,只是来不及动手所长已经到了而已!据老犯人讲:两种刑罚是最常用的,一种是上手铐,把你的双手反铐过夜。这样一夜双手被铐在背后如何睡?另一种叫“烧烟杆”,即手铐中间加一“Y”形撑杆,“Y”撑杆的缺口处对准放在头颈中间,使两手必需一直伸直,如农村的农民抽旱烟状。这样双手必须一直保持伸直状态,如要弯曲则“Y”棒就压迫颈部影响呼吸。

到了四月十八日以后,由于医生也调回医院,我的特殊化待遇也结束了,不过好在已经慢慢适应了。这样的牢狱生活,一直过了四十九天,即从三月廿日——五月八日。

其实这样的结果,我在四月十八日大量释放人时,就已经有预感。只是他们掌权者希望握有被捕人的“把柄”,你是认了罪的,抓你坐牢没有抓错、可以不必平反而已!但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北京正式公布并在晚上全国联播时段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项决定》,即俗称《红十条》的全文,这就是给军方的行为定了性,是属于反毛性质的逆流。所以,被捕的革命群众要一律释放,所有不实材料及检举、揭发等材料,均要在当事人见面的情况下烧毁。所以我也在八日午饭后被释放出狱。释放后我回“家”去,结果“家”实际上好像没有了,原来两间房,只剩下一间,家具除床外,全部被堆起来了。故些,我也不想发怒,好朋友很关心,告诉我老婆去成都,准备接孩子回内江。所以我就拿了几件衣服马上去火车站,赶往成都。因为我准备带他们一起去上海。由于驼毛棉袄已长虫子,我也丢掉不要了,反正天气也热了。到了成都住一夜,第二天就带了伯筠及孩子坐火车去上海。很可笑的是防疫站得知我释放后,不去单位报到上班,反而去了上海。就打电报告诉我,工作很忙,要我立即回内江上班。在我接到后,真是哭笑不得,因为这样的领导人,说的不好听一点,真是猪狗不如。难怪专区一医院的党委书记当不下来,调到防疫站来做支部书记,管辖的职工人数只有医院的1/5。当然因为都是县级单位,表面上是平级调动,但实际对待上就是有差别。所以我就复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现在的身体需要疗养。至于讲工作需要,离不开我,那你们为什么当时要设计安排抓捕我?!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受伤害49天,大约也需相同的时间来养伤。在我身体养好以后,我会回来的。同样内容的信我也抄寄专署卫生科备案。

由于孩子也还要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只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左右就回四川。回内江后首先领了积欠四个月的工资,然后再请假安排住处,去医院要房子。我直接找了医院的党委书记及院长,他们同意给我换,把医院药房楼上的房子分了两间给我们,这应该算是医院里质量当时最好的房子(我原来宿舍也是木地板房子,是只有一层的平房),这次分的是油漆地板、楼上的房子,而且不属宿舍用房,是办公用房,做宿舍当然十分清静。照明也佳,楼梯、走廊都有灯,在当时年代应该可称得上非常满意了。

在自己的家重新安顿好以后,我自己也要把自己的事情作些了解。首先去了专署公安处找王永志处长(即以后地区公安局的局长),因为大家在一起搞过运动,所以也很熟,大家以前的关系也很好。我问他:“抓捕我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我又问:“党的政策是否两夫妻有孩子的一般只会抓捕一个?”他说:“是这样的。”我又问他:“你对我不是不了解,而且政策上也不应该抓,你为什么还是批准抓?”他讲:“这你就不了解了,我虽知道,但你却不知道当时我的情况。当时都由军代表来决定一切,只是知会我们原领导人。实际上我们完全无法作主,更没有决定权。连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我们都被‘靠边站’了,只有听的权,没有说的权。”我听了,知道了这情况。我说:“那我就错怪你了。因为我以为我们一起搞运动,大家工作情况怎样?你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我第二件事情就是请县看守所的黄所长来家里吃饭、喝酒。我只请他一人,在吃饭时我告诉他,为什么请你来我家里吃饭,而不在外面餐厅吃?我说:“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吃饭时大家讲的话不适宜在大庭广众之间讲,会牵涉到一般人所不应该了解的事情。”首先,监狱内的情况。我也对他对我的关照表示感谢(如准监狱医生给我囚室喷杀虫剂、定期给我维他命片等,他未干涉以及在4月18后提醒我,只要写点认错的文字材料就可以出去了等,还有在卫兵想打我时,他及时出现,当面制止等)。他对我也有些认识,他说我这个人不畏强暴,自己很坚持自己的原则,甚至是冒很大风险的。我也把前一天去找过公安处王处长的情况告诉他。他也说王处长讲的是实情。

写到这里,有关坐牢的故事就算了结了。

     全国人民陷入了严重分裂由于全国经过军队的介入,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更进一步的加深。原来的保守一派,一直认为自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的,当然他们想的是只要听领导的话,照领导的指示去做,那就绝对没有错。所以对听了北京红卫兵传达了中央意图而起来对领导人进行批判的造反派就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现在这派人又出来了,个中滋味可想而知。其结果当然就是看问题的方法完全相左。不过好在毛也似乎知道,在对中央军委的几位元帅处理后,以及军队中过去有过派系的大军区头头定期调动、互换辖区。这样军队似乎平静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也有称之谓二月兵变)也得到平息。但实际上群众之间的对立与不和,可以说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以当年四川的情况来说,首见于成渝两地,他们各自在当地成立了自己的指挥机构。成都两派是以川大为首的“八·二六”造反派、以“红成”为首的保守派。重庆则以“反到底”为首的造反派和以“八·三一”为首的保守派。由于对立情绪严重,经常发生冲突,每次冲突为了求生存和争胜利,都会发生武斗。而且武斗的形式也不断升级,从口角、拳脚,最后甚至发展到动用枪炮。重庆还动到了坦克车,就像打内战一样。他们除了在自己地区内搞,还组织了“队伍”来攻城掠地。在泸州地区的保安派队伍还想来攻打内江,幸好发现得早,被挡住在边界地方。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而其之所以严重,因为双方的背后,实际上都有军队高层在支持。

虽然情况如此,但我觉得各团体成员中,文化程度高低与各种乱象有直接的关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还可保持基本正常上班,但厂、矿中的停工及武斗就严重。学生则由于年青、易受鼓动,缺乏冷静思考、易于冲动。由于医院、银行及政府机关仍规定必须上班,所以整个社会运转仍在继续,没有出现太大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在1967年的夏秋之交时,这时四川的夏季已将结束,天气宜人,所以就请母亲来四川玩一次。那次由于王远瑜医师的母亲也在上海住,所以我们商议后让她们一起来。因小妹也想来,这样也好,可以闹热一点。因我们两个房间也比较大,所以常设有两个单人床,但孩子是上幼儿园的,只是在放假时才回家,所以她们来了后有地方睡,孩子放假回来时,一人带一个小孩。这样也比较开心。当时四川的供应虽不是很好,但还可以买得到,并且价格也比上海还便宜一点。且我们在当地工作已逾十年,各方面的熟人、朋友也多,故此物资上不虞匮乏。在她们住了一个多月左右,重庆的武斗日趋严重,所以伯筠的两个弟弟也从重庆逃来内江躲避。这下家里可热闹了,由于事出突然,住的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就向医院租客房给他们住。这样他们白天可在家里,晚上则去医院的客房睡觉。这时可算是家中最热闹的时候,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家里共有八个人吃饭。这期间又闹了一个小插曲,也正是我出差在外。因为内弟希武酷爱画画,所以自己去了椑木镇附近画椑木铁桥,结果被守桥部队的战士发现,并扣留转送去椑木派出所。然后派出所又打电话到医院找伯筠,她想请医院去保她弟弟回来,结果医院认为不是医院职工,医院不管。这时她只有打电话找我,要我想办法把她弟弟弄回来。这时我只有打电话找专区公安处的朋友,告诉他我担保没有其他意图,仅喜爱写生而已!请他帮忙把人放出来。所以他以公安处名义给椑木派出所打电话后,由希武写了一张检讨书,称不知道沱桥不准画而去画了,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后,就被放回来了。

同时,那时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泸州地区的保守派武装已经到了双凤驿驻扎(距内江边界不到两个火车小站的距离)。只是大家都没有动武。由于内江市区也有武装人员经常在马路上巡逻,更由于这些人既非受过训练的民兵,也非军队的复员人员。所以出现了对枪械好奇而经常在晚上天黑后,用冲锋枪向天空发射曳光弹,而且时常有东放一梭、西也放一梭的局面。我们看了问题不大,见多了就无所谓,但母亲见后却很怕,以为会发生战争。为了不让老年人担忧,所以和王远瑜医生商议,最后决定把她们都送回上海。但当时我们都无法走,帮让伯筠的弟弟代劳,并托重庆的朋友买好三张重庆去上海的船票。由张平武负责在内江一起乘火车去重庆,并在重庆市中区住一晚,第二天送上去上海的轮船。这样沿途还可以看看长江三峡的风光,也不枉老人家的一次四川之行。

送走母亲后,自己也轻松不少,因为至少不必为每日三餐的安排而操心,自己吃什么都无所谓,但对老人,因为是长辈,总是要想方设法搞得好一些才行。

     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经过了几乎成为全国性“内战”的武斗阶段和毛泽东处理了一些不听话的老军人以后,毛就任命军队介入全国的行政权,组织部队支持“左派”。在全国先指派军队组织“军宣队”,然后在地方接管政权。并逐步派那些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当权派进入政权,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四川就是以刘拮挺、张西庭为首的省革委。内江当然也不例外,结合的是运动初期已被打倒的副专员王辅臣,由他出面组织成立“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

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最难驾驭的,因他们毕竟年幼,根本没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因为治理国家是不能靠“童子军”的。所以毛就以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由,选派老工人,组成“工宣队”进入所有的文、教单位。与那里一部份原来的领导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进行管理。这样减少了改组政权方面的阻力。经过这些多方面的工作,政府职能才重新走上了轨道。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周恩来是否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上都是“毛主席的指示”。这与后面的改组、逐渐换人、直到落实政策……等等,以至过去的所谓“走资派”几乎全部都官司复原职,这才应与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关。至于第二次的“革委会”改组,应算是政权的和平转移,因为毛组成的革委会基本上清一色的由所谓的“造反派”在掌权。以后改组后的“革委会”又逐步落实政策,在查清所谓的问题以后,把以前的当权派逐个“解放”出来,加入领导班子。最后才把那些属造反派的领导人置换出去。这个置换的过程,基本上是和平的、有序的,省革委会的改组也主要只是冲击了刘、张等人。而且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也逐步由原来的政府的各级干部“回巢”来解决。最后那些参加“造反”以后又正式掌过权的所谓“造反派”的头头,有好结果的好像不多,一些被开除公职,回乡务农的应不属最差的结果。

所以这场运动,结果确实也非常戏剧性。我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一切随大流,帮忙做些事是可以的,但不参加任何一个“组织”。而且本身的业务工作也需要有人去做、去管,所以这时间就做些地方病的调查,有疫情发生时,也尽力处理。但一般群众性搞来搞去的事,我从来不参与。

在“文革”经过两派武斗以及军队奉命正式介入以后,各地的各级《革委会》也纷纷成立。这时各地也纷纷为被“打倒”的干部进行正规的审核工作。特别是对一些不属于“几类分子”的干部进甄别,给予“解放”,并结合进入《革委会》。在这类干部进入政权机构《革委会》后,他们也考虑到了在“文革”中同样饱受冲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应给这群人“落实政策”。所以西山坪农场通知岳父回去,可以恢复他的工作。(原是清放回家,即清理后不可以再在农场工作,而且连工资也没有了)这时正值春节期间,我们也都在江安过年。我认为农场这样安排算不了“落实政策”,只是允许继续当工人,而且被“清放”期间的工资补发问题也只字未提。更重要的是:岳父原系西南农学院的教授,被冤案无端关了四年,结果还变成了劳改农场的工人,真正落实政策应该从根本上落实。但岳父不认同我的看法,他认为工人属于“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份子,是最光荣的。所以他决定春节后回北培西山坪农场上班,而我则以家属名义给四川省劳改局写《申诉书》,但劳改局复函则表示:张文湘因属免予起诉,且未经判刑,不属于需平反及落实政策的对象。而且劳改局当年也是协助其安排就业,因此,对我们的要求不予受理。在劳改局的复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认为:给予安排就业已算是不错了,只是这句话没有说出口而已!

根据他们的回信,我则直接再向国务院有关办公室提出落实政策的申诉,并将省劳改局的复函作为附件一并申报。理由是:既然是当年检察院拘留审查后免予起诉,,且未被法院判刑,那末在张文湘被释放后,理应回原工作单位——西南农学院恢复教授职务,没有理由以工人名义留在劳改系统内,作为刑满释放分子身份安排“就业”工作。对这项申请,国务院信访办作了正面回应,同意由西南农学院收回处理,所以“西农”接收后,表示因张文湘已逾退休年龄,为其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工资则由西农支付,居住可仍在江安,他们并未安排宿舍等,退休工资的数额则比农场工资高,比当年的教授工资低,理由是退休人员工资本身就低于在职工资。这样各方面都算是比较满意了。因为:第一,我岳父可以不必单身一个人留在北培西山坪农场上班,可以回江安享受家庭生活。第二,因为取消了劳改释放分子的身份,恢复了教授身份,县里有关农业局等单位,可以正式向他请教有关专业方面的问题。他也可出席有关专业会议作指导,加上江安县本身也是四川省夏橙生产的重点县。这对岳父的晚年生活安定及有关果树类的专业活动得以继续,都有正面的意义。因此,岳父也心情愉快,并且长寿。

另外一件事是伯筠他们的三舅父饶克诜。他是重庆市北培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又是北培区政协的委员。在文革中成了批判的重点,并被关进“牛棚”(即将所谓的“牛鬼蛇神”集中关押在一起)。

有一天早上,三舅去上厕所(四川的男、女厕所前,都分别有一条窄小的水泥小路,而且路面呈弧形,如遇上阴雨湿滑,经常会有人要跌倒),也遇到下着毛毛细雨,他在滑到路边即将倒地时,伸手拉了挂在一边的“大字报”,结果大字报撕下了,他人仍然滑倒了。

可是,那些“红卫兵”学生却硬要讲他是为了撕毁大字报而跌倒的。为了这件事,三舅被北培区的法院,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蓄意撕毁大字报为由,判了七年有期徒刑,被关进了监狱。

在我岳父落实政策回到江安以后,伯筠将她三舅的情况告诉我,而我也从未见过她们的三舅,但她告诉我,她三舅在学校虽然做到了教导主任,他却为了抚养外甥(即伯筠的弟、妹)一直没有结婚。她妈妈那时也无“家”,带了孩子一直与三舅同住。三舅为了避免成家后要养一大群外甥儿、女,会和妻子发生矛盾,所以就决定不结婚。听了伯筠讲这些情况后,我也确实很感动,所以就以她们姊、弟、妹的名义,给重庆市北培区的法院写了申诉状。我申诉的理由是:三舅从未想过“撕毁”大字报。因为这些大字报和标语并非新的,而且是挂在“牛棚”去厕所途中的两侧。目的当然是让那些“牛鬼蛇神”每次去厕所时,可以有压力,但时间一久,每个人也就见惯不惊了。既然见惯不惊,那就没有理由要去“撕”大字报,更何况当时还有人押送。因此,我们家属认为:当时天正下着毛毛细雨,而转入去厕所小路时,厕所小路的路面不但狭窄,而且中间突起向两侧倾斜,是最容易因湿滑让人滑倒的时候。所以行走时一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可能。

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已经研究证明:人类天生会产生两种反射功能,一种是无条件反射;一种叫条件反射。无条件反射是与生俱来,条件反射是有生命以后形成的。而且这种形成以后不随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例如人类看见蚊、蝇或其他异物向自己脸部飞来时,自动会挥动手臂加以驱散,同时闭上自己的眼睛;人类在遇上溺水时,只要发现水面上有漂浮物,都会要去抓住,以免自己继续下沉,即使是一根根本无法救命的稻草也不例外。所以饶克诜在天雨路滑、即将滑跌入沟内时,顺手去抓一件可以抓得到的任何东西,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一种反射性的自我保护反应,是一种不受大脑控制的动作,绝非想破坏文化大革命和想要撕毁大字报。

因此,判定饶克诜“反对文化大革命、撕毁革命大字报”为现行反革命的长达七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是不合情理的,也是过份的。由于饶克诜至今未婚,更无亲生子女,所以只能由我们外甥儿女等为他申诉,请法院重新处理。

在法院接获我们从内江寄出的申诉信后,他们虽未作正式“平反”,但改为立即释放,并可回原单位工作的决定。在三舅释放以后,因身体不适,去医院住院检查和治疗,我亦与伯筠同去重庆,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了他们的三舅父。这也算是我为他们家尽了一些做晚辈的责任,可是三舅已在监狱渡过了三年多一点(未及判刑的一半)的牢狱生涯。


     邓小平复出正常秩序逐步恢复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及省级干部中情况各有不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派”,有的被整死,有的被关,有的被逼向毛投降,但这些人中,还需经毛评估,只有毛认为检讨认真、彻底服输者才可以再次出山做官;有些虽检讨服输而毛认为不够真诚者,则待遇保留,但官位没有恢复。

邓小平由于检查深刻,并且服输接受安排去江西工厂里参加生产劳动(当然不是像工人那样上班,只是象征性参加一些劳动,仍有安全人员保卫,但这已是中央一级领导人中的佼佼者了),为此,1974年得到毛的特准,可以调回北京仍任副总理。回京后,他并向毛建议:今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及政委要定期调动,而且规定调动时只能带秘书一人,不能带班子里的人。这无非是恐其在一地久耽以后会建立自己的班底,以后会不听号令,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更符合毛的心意。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时邓小平在中央是有职有权的。同时,那时各省、地级的干部也被大量重新启用,所以政府运作逐步恢复了正常。

可是这就恼怒了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向毛告状:讲邓是名为落实政策,实际是在大搞右倾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故此,毛又将邓撤了职,并连带要批周恩来。这时周已因癌症住院,毛将周形容为宋江,批其“投降主义”。而周也确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立遗嘱,要将其遗体火化后,骨灰洒在祖国大地及河海。

在1976年一年之内,周、朱、毛三人先后去世。由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及国务院总理,中央常委则由华、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汪(东兴)等五人。在毛的丧期尚未满月之时,由于江青等四人帮发难,造成华与叶合作发动的粉碎四人帮行动,一次性的解决了政局动荡的祸根。故此,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建议,重新起用了邓小平,并委以第一副总理的重任。这时政局开始慢慢步上了正轨,并由中央组织部主持对各次历史运动中受害者的纠错政策,最主要的成绩莫过于否决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对全国数十万“右派份子”除只剩几位没有平反外,其余全部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并可调回原单位继续工作,也将他们的工资作了恢复。至于各省也都逐步恢复和启用了原各省的主要干部。

但华国锋及汪东兴他们发现这样做法似乎把毛以前的“成绩”都否定,平反掉了,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头”。所以就赶紧提出所谓的两个“凡是”。主要目的是想维护毛的权威。但在粉碎所谓四人帮以后,毛派势力迅速衰落。所以在邓提出真理标准说的反击下,最后华也被迫辞去党主席的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的头衔。新的中央委员会也决议从此废除党主席的职位,最高党职改为总书记。这样,邓小平总算是彻底否定了毛的左倾路线,全国也进入了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和族群和谐的新形势。为了能发展生产,引进外资及新技术作准备,邓小平还主导了开办“特区”和开放出国留学的限制。听说当年开放出国留学的阻力极大,多数干部都觉得不能开放,理由是一放出去就不会回来,但邓却力排众议,认为即使回来只有10%、20%都好。不能因为怕放出去的学生不回来而不放人出去,这样就永远不能产生自己的高科技人才,这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开阔的胸怀。

     毛时代的终结纵观毛泽东主席的一生,从崛起到终结,他在政治上有他成功的一面,但从最后他的理念并未得到传承来看,他并非真理的代表者。同样说明马克思的理论了并非真理。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中曾经存在过。那时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界的侵害,曾经团结过,因为那时只有依靠三人为众式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对抗毒蛇猛兽和自然灾害。但当生产力不断逐步发展和生产技术不断改良以后,产生了剩余价值,这时族群中的大公无私式的和谐也在逐渐削弱和消失,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进展到奴隶社会。

在生产力不断改进和发展,甚至达到现代社会这样的高度发展阶段后,连家族的和谐都可以变得不复存在,更妄论其他!现在有些家庭富裕者家族,当创业大家长尚在时,家庭还可以维持平和,一旦去世,下一辈后代即可为争夺遗产闹得面红耳赤,甚至进而开展全武行者亦不属少见。故此,现代人的哲学观念是:“金钱虽非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在毒品侵入人类以后,台湾有些不肖子孙,为了购买毒品,在要不到钱而杀亲生父、母或祖父、母者亦时有所闻。由此可见,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中国有句古话,所谓的“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实际上是指三代人,也有人讲“富不过三代”都是一个意思。因为第一代人穷的时候,他一定要奋发图强、精打细算;第二代人见过父辈艰苦创业的经过,知道赚钱的辛苦,所以花钱尚有节制;到了第三代人掌握时,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样就会大肆挥霍,吃、喝、嫖、赌样样来,最后变穷了。所以第四代人又要重新开始新的循环。所以在实际上,这种所谓的高生产、高享受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地球上现存的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有他的才华,那就是如何制衡各派系,如何粉碎反对势力的力量。包括不同意他意见的党内力量,甚至把地位比他高的陈独秀和势力强大的张国焘打败。在和力量强大的蒋介石部队作战中,也能让他从江西根据地逃到陕北另辟根据地。他并通过多次党内斗争,把不听话的、以及不同意他政策的“政敌”清除掉,树立起他的权威。在抗日期间也利用战争扩大了自己的武装实力,彭德怀因搞了“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还受到了毛严肃批判。

全国取得政权以后,有几场惊天动地的党内、军内斗争。例如高、饶事件,就牵涉到武力最强的第三、第四两大野战军和涉及财力最雄厚的华东和重工业最多的东北地区。而这些也都是以毛取得胜利而告终。他斗争的对象已都不是“解放”初期的所谓阶级敌人,而是转向了党内的同志的盟友。出现这些转变,实际上应该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毛泽东由于自己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这方面他似乎有些担心那些留过洋的高官会不会看不起他,更担心会不会不服从他的领导?但毛确实有他过人之处。他虽未读过大学和留过洋,但他却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由于他的好学,所以阅读了大量封建皇朝的历史书籍。所谓中国历史,实际上也是封建皇朝争权夺位的历史斗争故事。各式手段层出不穷,所以毛也熟知这一切。

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从前斯大林在位时,担任共产国际的盟主。毛是服从的,也承认斯大林接列宁班的正当性。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赫鲁晓夫接班,他就不满意了。因为赫除接了苏共总书记,同时也接了共产国际的最高职位。毛可能认为共产国际应以各共产国家的党领袖的资历和该党党员总数大小来推选,而非苏共总书记的囊中物。所以对赫鲁晓夫当上共产国际的盟主,毛肯定内心不服。就想到要成为世界领袖,先要做到国内各方面人士都一致臣服。而且要很快做到国富民强、提高生产力,这样才能转而让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转向拥戴中国的盟主地位,实际上也是承认他个人的盟主地位。因而发生了毛泽东不理会自然界的循序渐进法则,不顾我们中国还没有完全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基础,想要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十五年内赶英超美,把经济搞上去。这就使一批阿谀奉承之徒,可以有施展骗术的空间。所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大放“卫星”的亩产万斤稻谷田。内江还出现所谓的“亩产十万斤蔗”的谎言。我们都知道,内江糖厂附近所谓的“亩产十万斤蔗”的奇迹是把几十亩地里产的甘蔗移植到一亩地里去而产生的。为了要等朱德来“验收”和确认,在他来的前一天才移植完工,结果朱德通知要迟一天到访,还真把造假的人吓坏了。因为移植如不及时收割过磅,地里的甘蔗会因太密而发酵,所以工作人员赶紧在蔗田里用竹片楔入蔗的根部,以产生空隙,然后再用鼓风机不断鼓空气进去,以免产生发酵的酸败味。亩产万斤稻,小孩子睡在上面都可以掉不下去,这样的密度,水稻能自然生长吗?!这难道毛泽东会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因为他是农村出生的。但他容忍这些情况不断发生,表面上是鼓舞士气,向外国人示“威”,并同意把这些所谓的实景照片向国外发表,其实也是为自己壮胆。

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起,连年不断在全国掀起各种运动。如全国各行各业公私合营运动;肃反;大鸣大放及反右派;全国农业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卫生系统则搞:除四害、讲卫生;除害灭病运动;甚至还搞了“打麻雀”的运动。为了抑制党内不同意见,在党内也大搞所谓的阶级斗争。在庐山会议搞了“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结果,好端端的一个中国,被搞得民不聊生,发生了工农业大衰退,农地无人种、农民都被赶到山上砍树、烧炭来“大炼钢铁”,城市和农村、特别是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即使没有命丧黄泉,也是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把行政权放出来,把国家主席的位置让给了刘少奇。在刘专心把国内工农业生产正常发展和老百姓可以初步安居乐业后,毛又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动乱了整整十个年头。直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班。可是,毛去世未满月,江青等四人帮又准备有新的行动,被华国锋及叶剑英等调动了军队一举粉碎了其阴谋活动。华虽反对江青等人的活动,但他实质上仍是毛的信徒。他虽然同意起用邓小平,但当邓小平要提倡改革时,华又和汪东兴等人在中央提出了“两个凡是”论。这就是讲凡是毛主席倡导的事物一律都不准改变,一切仍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最后只能罢免华国锋在党内的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样,邓小平本可以施行他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第十章
邓小平开创新时代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由华国锋接班,当时局势尚属稳定。后经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内容的文件时,提到最初系因江青电话告知华国锋,要他通知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又不是常委,应不具要求召开常委会的资格,最后反而因为她的这种完全不合体制之举,遭到灭顶之灾。我自思之:江青应不至蠢到如此地步。后来赴港定居后见有杂志报道,毛当年亲笔书写予华国锋的喻旨“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实际上是十二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假如真如杂志所报道的内容,那末以江青那种飞扬跋扈的性格来看,由她出面通知华国锋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江青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名列第一,但她毕竟不是常委会成员。而且从传达的内容看,当时华还反问江:要召开常委会讨论什么问题?江的答复是:来了就知道了。这时华觉得事态严重,故向叶剑英请教,叶也觉得事态非常严重。因为北京城内的部队,除汪东兴控制的中央警卫团(名称为团,实际属军级编制)外,还有王洪文控制的“首都民兵师”。所以叶告诉华,这种情况只有调动军队。所以问华:你敢不敢签字调兵,你敢签,我就敢调。华国锋当时兼任军委主席,叶剑英是副主席,以中共不成文的习惯规定,要调动一团以上的兵力,除军委下达调令外,还需加备主席的手令。面对当时的情况,华当然同意,结果在叶剑英的指挥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就为邓小平再次复出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复出以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出任后一方面赞同胡耀邦为历届运动中被错罚的冤案进行清理。另一方面也为让一些受过委屈的老百姓可以“出出气”,所以专辟西单一个地方让大家贴大字报,出出对四人帮的怨气,并取名叫“民主墙”。由于这样双管齐下,老百姓也敢讲一些过去所不敢讲的话。整个政治气氛就变得轻松很多,再加上他开始把主要目标转向了发展经济,全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很好。

四川当然也不例外,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得更快,加上有一位好省委书记赵紫阳,他的爱民精神更是令人感动。他随华国锋总理出访英国回到北京后,正是夏粮收购前,但川北地区的一些县市发生旱灾。自由市场的粮价不断上扬,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威胁。他得知这情况后,在北京打电话回成都,告诉省委办公厅,要求给他准备衣物、出差用具,并准备施行旅行车(即现在称箱型车)。以便他成都下机后即可由机场直接前往灾区。这种爱民如子的精神,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确实不多见。而且他也敢于负责任,听说他到灾区后(灾区中的安岳、乐至两县属我们内江地区管辖,故而有所听闻),指示地方政府每个场期(农村集市贸易逢三、六、九或二、五、八,三天为一次农民赶集)国家粮库也售粮,但价格要比集市价低2分一斤。(由于国家粮库的粮食均需凭证供应,地方政府无权非凭证出售,除非经国务院批准)他向地方领导干部表示,售粮的手续由省政府报请国务院批,这样不到一个月,粮价就得到平抑。同时贩运粮食的个体商贩,也没有受到损失,老百姓则得到了实惠。

邓小平除经济政策开放,活跃了农村经济外,全国的工商业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甚至住房也开始可以买卖。连各种建筑材料也得以放出一部份,即分计划内和计划外,计划内仍维持低价,计划外则以市场价(即高价),也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邓小平更重要的是开放了私人申请出国,人民可以申请出国探亲,并且作了明确的规定。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具体的政策改变,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移居香港。
第十一章
移居香港、从零做起

     学习粤语重新开始在邓小平主政下,国家可以让国民申请出国。所以我在1979年下半年,向市公安局提出了去香港探亲的申请。按正常的申请程序是:首先向单位党组织写申请报告,经同意后,才可以凭单位同意并盖了公章的报告书向市公安局领取正式申请报告书,填写后交回市局,再由市局转地区公安处复核后转报省公安厅审批。省公安厅则由每月两次的厅长扩大会依据类别逐个审批,最后核发往来港澳通行证给被批准者。按当时中央分给四川省(包括重庆市)的名额是每日2名,广东省每日15名。

我和市公安局的朋友说起这事,也因与防疫站的党书记关系不好,矛盾比较大,所以市局的人建议:你写了申请报告交我们,我们发正式申请书给你填写,你填妥后由市局转去你们单位,这样单位就不可能拖,必须表态。我也认为这办法好,所以就如法炮制。而市局又以公文形式要求单位在一周内表态,因我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党支部只能同意。但申请书最后送去省公安厅后就没有消息了,我又去问地区公安处的朋友,他告诉我省厅审批的程序是:第一优先是接受遗产,第二优先是夫妻团聚,第三是父母、子女关系,第四是兄弟姊妹关系,最后则是旁系,即侄、甥之类等。第一优先走十人、第二优先走一人,以此类推。所以我的申请如要按正规程序走的话,要走1000人以后才能轮到我一个,女儿更要走一万人以后才能轮到她。我朋友讲,那也不一定,因为两人一起申请,一般都会一起批准。只是四川省一年只有730人的名额,但他讲:他们经常要给省厅汇报工作,会帮我催问此事。由于这种情况下,急也无用,所以我也不再考虑,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不把它当一回事。工作和生活一切都照常,这样免得心烦。所以我仍按省卫生厅布置的任务去简阳县驻点搞调查研究。后来11月底,突然接单位打来电话,讲接到地区公安处的电话告知,我的赴港申请已经批准,要我速回内江。因此,我把点上工作的安排作了交接,第二天就由简阳回内江去。到公安处领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回到防疫站,很多同事一方面向我祝贺,另一方面也断然表示:你去了一定不会回来。我当然讲会回来,但内心也在盘算,自己离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这么久了,能不能适应这种没有“大锅饭”吃的社会,说实话自己也没有把握。只有做好去适应的准备,所以带的是女儿,这样至少我在外面工作,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可以洗衣、煮饭。如带儿子去,一则年更幼,还需我照顾他,那我就根本无法安心工作。

另外,我也正在奇怪,依我掌握的情况,像我这样的条件(旁系探亲)至少要轮候两年以上才有可能获准。如加上女儿同行,恐轮候的时间会更长。结果,在我回到内江的第三天,收到大嫂从香港寄来的信讲:已托人去北京,你的申请很快会获批准,要我做好准备。原因是香港康力集团公司在国内投资了五家电子产品工厂,外贸部负责这方面的副部长到香港和公司签约,会后他还问柯总裁: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一定帮。但柯总裁讲:没有什么需要请帮忙的。一周以后,集团公司召开集团董事会,董事长(又兼行政总裁)讲起这事(即副部长表示国内事情可以帮忙),我哥就提出:我弟弟和侄女正在申请探亲,这事也跟你讲过。柯先生讲:真对不起,我把这件事忘掉了。然后当即告诉他的秘书,明日乘飞机去北京办这件事。于是由我哥把申请人的姓名、申请地点等资料写给他,由他们去北京办。所以我的探亲申请才会发生戏剧性的结果。至此,我能如此快速的被批准之谜也解开了。“原来如此呀!”,公安处的谢沛成科长见到我时,也给我讲:“依你们的情况,全家一起申请,多我都会批准的。因为根本没有用四川省的配额指标,而是由公安部另外拨的。”

在我决定去香港以后,就在内江通过专区商业局买了一些名酒,拟带去香港送人,其他就带些换洗衣服先去上海和母亲及弟妹们聚一聚。数日后去广州,因为出境日期定在12月19日,所以准备17日到达广州,并在广州中国银行换港币,每人可换港币四十元。12月18日到达深圳,在深圳华侨饭店住一夜,并在深圳打了电话去香港,告诉大嫂,我们第二天上午出境。她告诉我,香港电话方便,可在入境香港以后,在火车站打一个电话,她在九龙车站出口处接我们。由于我的行李简单,虽然海关检查很复杂也十分仔细,但我们还是比较快。关员见我带了八瓶酒,告诉我用衣服遮一下。他说香港那边每人只能带一瓶酒,超过数量要缴税的。我依其指点,把外套脱下放在上面。香港那边十分简单,首先办理入境手续,先到入境处报到,然后验证等,在轮候验证时又给大嫂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到港。她就讲在红堪车站出口处等我们。办好入境手续,通过海关全无检查,于是购票上车。

坐在火车上,女儿看到沿途有些房子顶上有悬挂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时,由于她从未见过,就问我这是什么旗?我告诉她,这就是以前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又告诉她,你的祖父、也就是我的父亲,以前在上海是开银行的大老板。她听了伸舌,叫了声“呀”说:“爸爸以前怎么都不告诉我们。”我说:“如果我告诉了,你还敢申请入团吗?在学校里还敢讲话吗?你自己吓都吓坏了,自己都会认为是低人一等。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话,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提出来香港的申请。只要提了申请,就表示你以后就完蛋了。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实际上也不敢再相信你了,懂吗?!”

火车到红堪终点站,已是中午,未见过面的大嫂终于见面。所以大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填饱肚子,故一起去车站餐厅吃午饭,这算是到港后的第一餐。然后打“的士”去官塘家,在香港,这种房子叫“花园大厦”,在官塘区算是不错的地段,座落在一街弧形的街道上,故这条街名为“月华街”。这条街上全部为住宅大厦,下面底楼没有,全部作为停车之用。楼高十二层,有扶梯及电梯供住户上、下。

由于是两房两厅的房子,所以我们就住小的一间,用下、下铺,女儿睡上铺。因为香港不太冷,所以带的衣服也可以应付,如天气再冷,家中大哥的衣服也可借来穿。因为来港前已听到亲戚和朋友讲,他们熟人去了香港都是住“木屋”。所谓木屋,以前上海就叫“棚户区”,即四周用木板,顶上是铁皮作盖以遮风雨。这种房子的特点是冬冷夏热,且多为搭建在山坡上,与那些人相比,我们算是很好了。

由于月华街全都是住宅大厦,没有商店,只有一个卖豆浆、油条及烧饼的摊贩,多买几次就认识了,因为他们也只会一些简单报价钱的粤语,后来我一问,他们也是从大陆武汉来的,那个老的还是武汉一所大学的教授,来港后由于语言不通,找工作也困难,所以想到做小贩、卖早餐。他们说在大陆时虽是当教授,但每次运动来时都当“运动员”,原因就是因为有海外关系。所以他们认为自由最可贵,而且他们一家三人,自食其力,生活也不错,也很安定。他们每天清晨2点起来开始工作,6点左右来月华街摆摊,8点以后就收摊,回家去洗洗弄弄就没事了,每日晚饭后就睡觉。因月华街是禁摊贩的,但警察一般早上8点才上班巡逻,这时他们的业务基本上已结束,因此警察也不为难他们。所以他们自己觉得在香港,虽然身份很低,但活得自由自在。

在我到港后三天,大哥才从台北飞来香港,我和大嫂同去启德机场接机,但他出来时竟然已不能认出来,分别卅一年的变化真大!所以见面后当然激动,而且一言难尽。青年时代分开,再相见时已过中年。由于过去未接触过粤语,所以到香港后电视也听不懂,外出讲话用国语也很难交流。

我到香港后最大的希望是能早点工作,所以希望大哥给我介绍一个工作。但大哥讲:“你现在不必着急,供你一年半载我还供得起。”但我不同意,我说:“如果现在的家是父亲留下的,我有份,我在这里这样生活,我也会心安理得。但这些都是你挣的,我没有份,就是有吃有住我也不安心。而且我现在不是要求什么工作的职位,只求有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

     改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哥介绍我去他朋友的公司里去做“文员”,也是一般称谓的职员。上班地点是在港岛湾仔的高仕打道,公司名为“美罗塑胶原料有限公司”。由于去上班已是12月27日,所以第一个月只上了四天班,熟悉公司的业务。第二年1980年老板才正式谈工作,要我做货品销售管理,即每日记录公司进货、销货、结余的数量,并每日把书面结果交给经理。由于2月份是春节(即旧历年节),按规定是发双薪。我是年底前进公司,四天也发半个月,一月份全薪1000元,二月份因春节,按香港的规矩是双薪2000元,即在两个月时间内,我领了三千伍佰港币的薪水。这对我来讲,可算是一笔大数了。而且在元月份突来一次寒潮,我因衣、被都少(我也不习惯翻大哥家里的东西),正好领了500元半月的工资,就花了约300元买了一台电暖炉,在小房间里一开,就一点都不冷了。

第二年(1980年),我一边上班,一边学粤语,大约三个月左右,我已基本上听得懂广东话,我又同公司小姐交换条件,我教她们国语及上海话,她们教我广东话(因公司老板及经理等都是上海人)。

由于春节以后,公司买了一辆货车,所以公司销售的货品不再幅度运输公司负责运送,而由公司自己送货。但实施两个月后,经核算下来,公司的花费比委托运输公司送货的开支更大。所以老板把管理货运的任务也交给我,而我觉得货运支出高的原因是运输路线没有很好的规划。当然我的工作量也增加很多,首先报表的内容要增加销售对象的地址、厂名等,另外还要安排货车行走的路线。所以我还专门买了香港的地图,以便安排送货的先后次序,这样到了年终结算时,公司还是满意的,至少因为不走重复的路,而给公司省下不少油钱。

到了1981年,工资给我加了100港元(即10%),加上春节领双薪,老板徐先生以私人名义奖励我2000港币。而我那时也因为香港已住满一年办了“回乡证”,这就表示离开香港后,可以再回香港。因此,我一方面通知伯筠去上海,我也从香港去上海。自此以后,我每年都去上海陪母亲过年,直至她移居深圳。

当时由于大陆的经济还只是初步在发展,所以各方面仍然显得相当落后,特别是电器用品,所以大家都是往国内带各种电器用品。如电视机、收录机、照相机等。国内亲友所知道的和想要的电器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产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鬼子应该感谢香港人居功至伟。实际上以香港的情况看,日货并非品、质最佳的产品,但是却是价格最廉的。因此,港人带回国内送亲友的也是以日货为主,如:索尼、声宝、三洋、乐声……等。而欧美名牌如美国的“西屋”、德国的“西门子”等反而乏人问津。所以我也是买日货电器,每年逐月省下的钱,过年探一次亲,全部用完。买衣、买物、买电器……等。回香港后,又逐月开始存钱,如此周而复始了多年。

在1981年春夏之交,母亲应大哥之邀拟去美国。我因考虑母亲的情况,一般只宜去美旅游小住可以,长期绝对不宜,故在清明假期间,又专程去上海,要她先来香港,在香港三个月,领了临时身份证以后再去美国,届时如不习惯可以来香港住。等满一年就可以领香港身份证和回港证,那时就可以沪港两地自由往来。但我去上海后,母亲并不同意我的意见,坚持要从上海直飞美国,结果住了三个月就吃不消了,因为大家生活习惯完全不同,语言又不通。由于大哥家是集中式空调系统,定了温度后,所有房间温度一致,但母亲她不习惯,她要经常把自己房间的窗门打开,由于她这样做法,家里空调总机就24小时运转。起先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空调机坏了,让人来修理。结果发现是因为她在房间里把窗户打开睡,造成空调不能自动停运。这样当然大嫂和小孩都有意见,加上孩子都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大嫂也是初次见面。只是迫于礼貌,实质并没有什么感情,小孩也不亲热祖母。还有,早餐以后全家都要去上班、上课,家中仅留下老人一个。从上海带去的书,录音带和录影带都看完了,甚至因为反复听、反复看,所以都背得出来了。而且他们新泽西州住宅的那个社区,共计六百多户,华人只有两户。所以她想找一个讲讲话的人都没有机会。

     母亲来港由于在美国不习惯,这时想到要来香港。但是由于她未选择去美前来港,那时居住三个月即可申请在港定居。但去美后返国,即属过境性质,无法办理定居手续。因此,香港移民局只批准七天停留,期满后必须离港。但母亲又不愿意离去,就这样拖了五个月,我说这样也不行,拖下去不是办法。另外我也告诉母亲,一旦如被查获,我被罚是小事,你也将被拘留,再强制遣送出境,到那时就麻烦了。而且我还告诉她,我现在不仅不能存钱,连原来存的近六千元钱也取来用完了。我把存折上只剩下几十元钱给她看。她看了也清楚知道,她来之前我每月在增加存款,来以后不仅不增,相反每月减少。我告诉她,即使你现在愿意走了,我都要去借钱才可以送你走。当然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在香港出门外出必定“打的”,连地铁都不坐,如吃水果,我就近在官塘买的她也不吃,必须要去尖沙嘴买,坐计程车来回,再加上相同的东西尖沙嘴买的价钱将近比观塘要高出一倍。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就在观塘买了带着,然后乘车去尖沙嘴再一起,买了当场对比,东西一样,价格贵一倍。这下母亲也无话可说,因为全香港的水果,都是统一在油麻地水果批发市场出售,批发价也一样,但尖沙嘴地区的铺租较之观塘高出一倍有余,所以商店的售价也必然要贵得多。

由于报纸及电视新闻一再报导逾期非法居留者遣送出境的消息,母亲最后同意离港。我就向表弟借了三千港币,她要我先汇1000元去上海,她回去过年时好用。然后我又给她200元准备做出入境管理局的罚款(因为讲身边没有钱是讲不通的),就说儿子在深圳等她。并要她用上海话和移民局的人讲,因为移民局的人绝大多数是听不懂上海话的。正是如此,这才算罚了200元港币就让她离境了。等母亲到了深圳,我们又赶去广州,因年关已近,旅店十分拥挤,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全部客满,没有办法只能去市中心找到一家,但只有夫妻房(即一张大床的标准房),这样就让母亲住下,我就再要了一个母亲房门外走廊加铺,就这样胡乱睡一晚。第二天早餐后就去火车站,因为火车票我在香港中旅社已买好广州——上海的软卧下铺。在把她送进软卧候车室后,请服务员帮忙送一下老太太上车,人家也答应了。最后我把换好的人民币交给母亲,让她在车上去餐车吃饭及到上海可以叫出租等使用。这样我才匆匆又去广州——深圳的火车,赶回香港,以便下午还要上班(只请了半天假,母亲出境等都是趁星期日上午,因为香港星期日上午入境多,出境少,这样过境时间会短一些)。

在香港送走母亲以后,我也没有必要再去上海过春节。因我与女儿均领双薪,所以首要任务是把生平第一次借的钱还掉。家里三人就简简单单的把年过了。

说实在的,我到香港以后,真正最辛苦的岁月就是从坐公司到跑外勤,那时不论天气寒暑都要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在公司办公室时无所谓,有全空调,冬暖夏凉。但在以热天为主的香港跑外勤,真是可以讲是汗衫和衬衣没有干过。即使在冬天,也不敢穿太多。在通过最艰苦的日子和客户也都有信心以后,就可以在公司办公室打电话下单,甚至在家里打电话下单。当然这时就可以轻松一点,但另外一个难关就是收回货款。因为香港公司做生意是先给货、后收款,时间分别为三十天到六十天。如果收不到钱就由推销者全额赔偿。如果售出又能收到货款则可得总价1%的佣金,公司方面则不再另付工资,仅根据营业额总量发给300~500港元的“车马费”。

由于公司不是坐班制,可以电话落单,这样就有可能在其他公司兼职。加上大哥以前在香港也是经营塑胶生意,所以我在熟悉业务的过程中,又多做了几家。在这四家塑胶公司中,三家售新料,一家售翻新的废料。这样我经销的品种就比较多,比较齐全,生意也好做一些,但是收钱也辛苦得多。每笔生意都要记录清楚,何时落单、什么产品、多少数量、何时收费……等等都不可疏漏。这中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学问是收货款,一定要和公司财会部门的小姐搞好关系。大公司、大厂的老板一般都不太容易找到,主要由主管业务的经理决定,第一次交易成功的话,则由主管陪同见一下公司老板,这样以后即可直接与主管联络即可。收货款则找会计部的小姐,所以往往要安排在近午饭时间去,这样顺理成章请有关人员外出餐馆“饮茶”(这是广东人的习惯,中午外出吃饭、吃点心作午餐叫饮茶,早上在餐厅吃叫饮早茶)。每个大客户约一至两个月就轮一次,这样关系好一些,就更了解对方的财务情况。因为大公司的老板,根本不理哪笔钱要付或不付,都是财会部门小姐事前写好支票请老板签名盖章,放在会计室,等我们去取。一般情况下,到期前还要给公司打电话,拜托早一些付。当大家很熟悉以后,公司会计在办好支票后也会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去取。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哥告诉我,他想把房子卖掉,当然这就意味着我要搬家。就在这时,我一面托地产经纪出售,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要找房子租住。各方面都很顺利,约在1982年的3月份,我们就搬去清水湾住,由于要考虑租金,所以我选择了下村。那里地方虽然远一点,但很清静。而且清水湾地区,在香港属高尚住宅区,治安很好,很多洋人也住在那一区。在这样初步安定以后,我就要考虑儿子的问题了。在儿子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内江师专,学制三年,所以我在1982年下半年回四川内江一趟,找了市局和地区公安处,正式以家长身份提出孩子赴港的申请。因我不能等到孩子毕业,如果毕业参加工作以后,他自己就成为独立法人,父母就不能代他申请。故此,找了有关人仕,请托他们帮忙。因为我们一家四口中,三人均经政府合法审批后出境,留他一人在国内也不放心,他们也很同情。因为我知道现在儿子在学校里由于经济条件较好,也可能会对其他同学有影响。加之正值青年时代,可塑性很高,所以还是在父、母身边最适宜。

     全家团聚在经过一年多的轮候以后,1984年夏,终于得到了批准,来到了香港。而我们也为了改善居住环境,从下村迁往了上村,即在山上。那里的住宅全部背山面海,依坡度的层次而建,以风水学讲,这是好的风水。而且汽车可以直接开上去,停放在后门,出入十分方便。房屋适合我们,三房两厅,客厅前面还有一个替代花园、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大阳台。由于房屋是依山而建,所以大阳台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贮藏室,不常用的东西可以堆放在贮藏室里。因为阳台很大,所以我们沿阳台的矮围墙放置了花草和树木的盆栽。美化环境以后又买了一条欧洲名犬,学名叫“大麦汀”的黑白斑点狗,取名“洛奇”,并单独给它买了一个尖顶形的狗舍,让狗晚上睡觉免遭受露水,即使下雨也无妨。



在儿子来了以后,为他的工作问题很费心。为了不能让他有来香港是为了“享福”的感觉,所以必须要经过一个时间的“锻炼”。因此找了一家香港的大型工厂“建业五金”实业有限公司。因为和厂长既是同乡也是好朋友,所以要求他给儿子安排一份工作,我的要求是:工作不要很繁重,但要管得严一点,目的就是要让他养成遵守劳动纪律的习惯。工资方面无所谓,该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方面无所谓。我初步的打算是让他工作3~6个月,再换其他工作。因为在香港,男性做工人对今后的人生安排和人生规划全无影响。但女孩子就不能做工人(做职员,在写字楼工作者则无妨),如做过工厂的工人,以后就无法进入上层社会。

在儿子去上班后没几天就回来和他妈妈讲:太辛苦了。结果我也专门去厂里看了一下,厂长给排的是最新式的全自动机器。这种机器产品会自动掉出来,只要剪一下尾部的尾胶即可。他们厂的工人还非常不满的讲:认为厂长神经有问题,我们老的工人都不让开这种机器,一个刚从大陆出来的人开这样好的机器?!他们不知道我儿子是英文专业的大专生,能看懂机器的英文说明书,而且和厂长私交甚笃。他们厂三代机器都有:第一代,要自己上料,然后关门、再合模注塑,然后开模再开门,取下产品再剪尾;第二代,可以自动开模,但要人工开关门。所以第三代机器是最轻松的。由于工厂是以产品数量计件算工资,所以工资也较高。可是他妈妈就为这事经常和我吵架,讲你可以安排更好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做工人!最后我也无法,为减少吵架,所以只做了大约两个月,就结束了工厂的工作。然后就跟我就跑厂,这样我的客户就可以让儿子去认识,以便他能接下我的工作。通过将近两个月的带领,基本上认识了那些该认识的人,这样可以分开跑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各家公司还未认可他的推销员的身份,只能算是增加我的绩效,计算成我的报酬。而且有时他去收货款也收不到,仍需我去催收才行。

     自己做生意虽然儿子已可单独骈工作,我必要时还需帮忙去收货款,但毕竟已无必要日日一起去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必须改行,要自己做生意才行。因为我一到香港(1979年底到港),在1980年就代大哥处理他的外贸出口生意,那时这样做非常辛苦。因为我一般只能抽中午午饭时间,买了午餐后,坐在出租车上吃,赶去玩具公司或生产工厂看货品、样板,或去银行办C/L(信用证)。有时要在下班前搭“的士”去海关递交出口申请文件或办报送手续等。总之,这些工作都需要抽非上班时间去做。只有海关他的办公时间与公司上班时相同,那就只能在公司下班前请一小时事假出去(海关的工作,只要人在下班前半小时进入排队,就一定可以办好应该办的事)。当然人虽辛苦,但我从中也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现在儿子可以顶替我的工作,那我就改行做进出口贸易。所以我就和朋友合作,把别人已完成注册的“中彬贸易有限公司”买下来(如自己亲自去工商处登记轮候,还需经过调查、审核等手续,这样很花时间)。然后再向政府报告董事会改组,政府核实批准即可,这样时间也快,而且印章、钢印、公司章程等都有现成印妥的,只要另换银行新开户口即可。

香港除政策上是贸易“自由港”外,她的地理位置也占尽优势。香港可以进口全世界(除毒品和军火外)所有的产品,也不受当时某些物资禁运的限制转出口大陆。因此,当时在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当时大陆的规定则进出口贸易必须是国营的专业进出口公司方可进行,任何集体、国营或私营的企业和公司,必须通过专业进出口公司始可进口或出口货品,主要是便于外汇管制。所以当时也比较容易,只要和进出口公司的上、下关系都比较好,就容易接到定单。

根据我自己在大陆和香港的人生经历,对人际关系必须平等相待,职务可以不同,但都应彼此尊重,职务高低只是分工不同,并非贵贱之别。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遇有公司的人做错事,可以纠正,并告知错在哪里?以便今后改正。这样别人只会尊重你,如动辄责怪别人,那别人也不服。所以人与人之间,首先必需有平等的心态,这样才可以处理好人际关系。所以我的做法是对进出口公司的人都是一样予以尊重,并不因为是司机或工友而看不起人。因此,大家对我也都尽给予方便。如我们和进出口公司初步谈判后,他们还必需和委托公司商谈价格和条件。这中间的空档会安排我们参观名胜古迹,所以凡是外出旅游,中午吃饭时,我们都和陪同小姐或先生以及司机同桌吃饭,不分彼此。但有些外商和港商就不愿如此,所以司机也曾在吃饭时和我们闲聊过他们整洋人的故事。他说:“那洋人自以为他了不起,有一次整他,也是出去玩。我假装车坏了,在公路上大家都下来推,那洋人看没有人可以帮忙,也只有一起推。因为那段路正好前后都没有房、舍,根本没有办法,等大家都推出了汗,才又启动走。”在大陆汽车司机一般称师傅(与师父同音),所以听的人会很舒服,讲的人也无所谓。现在大陆会开车的人多了,称司机为师傅的也少了,相反称司机的多了。但是尊重人总是没有坏处的。每次司机来机场接机,我都会送一条进口香烟作为“手信”,这样对方会很高兴,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有一次我夜班飞机,预订晚上七点过起飞,晚上10点前可以到。结果广州起飞晚了一个多小时,我也打了电话预告。但到达成都上空时,由于当地有雷阵雨,飞机下不去,在上空又盘旋了几圈才降落。司机也一直在等,他们公司办公室主任则在锦江宾馆等我。当时宾馆的规定是午夜12时以后就不再接待宾客,好在我们是房间已经预定,而且也拿了房牌。所以他们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到,并安顿好以后才回家。这些都说明平时要搞好关系的重要性。

因为大陆的改革开放启动较晚,所以很多事情不能以国际常规视之。有一次我接到欧洲国家100万吨煤炭要求的信息,我们就和另一家香港公司使用寻找货源。去了北京后,来访者络绎不绝,都说可以和中煤公司或煤炭工业部安排供货,有些甚至表明他们是XXX儿子的关系,即俗称“太子党”。每次都要陪同他们吃饭,并初步谈条件、谈价格、运输方法等问题。最后其中有一个谈判对象是已经把价格、运输方法等等的各方面条件都谈妥了,但佣金支付方法谈不好,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签好正式官方合同时就支付全部佣金。我当然不能同意,我们的意见是批货、批款,即交多少货上船,我们付多少佣金。即交付五万吨煤炭装船后,启运前我们支付五万吨的佣金。最后,他们同意降为先付50%,我也无法同意,因为这样风险太大。这次的交易,我和另一家香港公司合共的利润是0.2元/吨,两家一分,一百万吨煤只能分到一家十万美元,而他们中间人要的是1元/吨,即签个合同就要得一百万美元,而且还不负准时交货的责任,这样的条件,当然我不能同意,因为如果到时拿不到货,我找谁呀!打官司还要另外花钱,到时如果官司打不赢,怎么办?!所以最终,我在白花了五万多元人民币以后,决定不做这笔生意。以后大哥公司也接到一笔一百万吨煤的生意,在北京长城饭店住了近一个月,最后还正式签了合同,同时还有当时国务委员陈慕华出席了签字仪式,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最后还是没有拿到。因为到预定交货期时,煤炭的国际价格有所上扬,结果花了近20万港币也白花了。这说明做生意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当然,做生意都会有风险,但毕竟生活条件是有所改善。到了1984年,我们就买了第一辆汽车,是“日产牌”跑、轿车,因儿子最先考取驾照,所以就由儿子开。女儿也跟着学车和考取驾照,故第二年(1985年)又买了第二辆车,这辆车是德国生产的“高富”白色敞蓬跑车。这些都是年青人的喜爱,在香港由于地小人口多,所以政府对“私家车”(即私人汽车)控制很严。除牌照税收得很高外,每月都有数量控制,即使你付得起高额税金,也还要以登记先后次序轮候。所以全港基本上控制在每廿个人可以有一辆“私家车”的水平。但政府对公共汽车的控制比较松,因此方便市民的公共汽车比较充裕,除上、下班高峰时段外,一般时段乘客都可以有座位可坐。


在我们家的后门,正好有一个水泥平坝,足可停放两辆汽车,且有汽车进出的路,所以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家的后门,也可在后门上车直接驶出市区。因此,极为方便。当时我们在港的同班同学中,清宣和我两家都有车,其他人则不清楚。我们同学中以清宣最早抵港,我是否最晚?则不清楚。

第十二章
移居台湾

     熟悉适应期在办妥国民身份证及中华民国护照以后,我就飞回香港,而且仍以在香港生活为主,但思想上已将台北放入自己思考的范围。香港应该处理的事情也要处理好,首先处理掉两个房子,而宁波和深圳的房子均已交屋。所以必须在九龙租一房屋,把清水湾的家具等运来租住房放置,把原红堪的家具运去深圳。说起来很简单,要弄好也确实很麻烦,足足搞了一个多月,因已把母亲接来深圳,所以红堪的家具一部份放在自己家,另一部份放在母亲住的地方,这样总算损失丢掉的东西不多。

在九龙租的房子虽然卫、厨均有,但面积不大,所以住得不很舒服。不过因为母亲已移居深圳,所以实际上我是有一半时间都住在深圳。而以前家住在清水湾时,因经常要“唱空城计”故时常要担心会不会有小偷光顾。现在搬来租住的是大楼房子,每层多家人居住,反而门户安全,不必担心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年会去台北两次,每次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伯筠则去台北的次数比我多,住的时间也比我长,算起来大约是1/2的时间在台湾。我则主要在港、深两地往返。因为母亲的生活主要是我在安排和应付她们的日常开支。小妹同来深圳则主要是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起居,就这样一直到1994年7月1日母亲病帮,以及将后事安排完后,我才决定今后以居住台湾为主。

     考虑最后定居的城市由于决定以台湾为主要居住地后,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这时就考虑得很多,也看了多个地区。其中我最喜欢的要算是花莲市,那个城市不大,也不繁华。但一应的城市设施除没有地下铁外,其他交通都一应俱全,航空、铁路、公路俱全,市内也有公共汽车,最主要的是最滨邻太平洋。在那一望无边太平洋边看起来非常心旷神怡,有时还可见到鲸鱼在大洋中遨游。因为那里的高层楼房不太多,所以近海边的高楼均可直接看到太平洋,所以我们就在最近海边兴建中的新楼,买了一个九楼的单元,而且根据地产公司介绍,他们设计的抗震能力是7.5级。建成以后我们也去住了一段时间,各方面的感觉都不错,只是要离开台湾时会感到不太方便,因为那里没有国际机场,只有国内机场,这方面就不如台北方便。如花莲到台北市乘火车要四个小时,长途客车也要近四小时,乘飞机也要半个小时。但这些都可以克服,因为并非经常出国旅行的。最不易克服的是地震,因为花莲属地震区,遇到一次七级地震,房子的摇晃确实很吓人。因此,孩子也都反对,因为如果台湾附近如发生地震,台北也感觉得到,只是摇而已。因为台北不属地震区,所以我们最后只能放弃在花莲的定居方案,又决定搬回台北来住。故此来台北寻找房子,后来在内湖区找到滨湖皇家大厦的房子。决定租下,因为那里的环境非常好,大厦的正面,面对面积很大的碧湖。碧湖和它周围的绿化地带和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后面约相当十层楼高长形山脉,加上山顶上的亭阁等,统称“碧湖公园”,各式晨运人士也都来这里晨运。碧湖公园远离我们一侧的旁边是复兴戏剧学校,这所戏剧学校是以教授京剧为主体,同时也教授一些其他地方戏种,如豫剧、越剧、京韵大鼓……等。在学校的操场里,每天都有学生在那里练功和吊嗓子。所以这地方很合我的胃口。那里唯一的缺点是距女儿家比较远,离果菜市场也不远。总体来讲,在那里居住,一切都还算方便。



这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是两房两厅,因此,厅就很大。孙女来我们这里就骑小三轮车全屋子到处转。

这个大厦底层,除作为停车场外,还有大厦住户的俱乐部,那里既有运动设施也有娱乐设施。整幢大厦共分了六个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管理员,一个出入口只管36户,所以出入的人就不杂,整个大厦相互干扰也很少。因为有电梯上下,所以我们住十楼也很方便。全大厦虽有216户,但每个出入口的管理员只负责36户,而且都有分班。因此,工作量也不很大,而且与住户的关系也不错,有访客到访时,还可以对讲机与住户联系后放行。

在台北的这段日子里,我比较安心于台北的生活,相反去香港和深圳的时间就少些了。而且即使去,住的时间也比较短。宁波就去得更少了,有时一年都没有去,即使去也只住三、五天而已!但是,我们兄弟、姊妹每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扫墓是不少的。实际上除扫墓外,也是兄弟姊妹相聚的日子。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彼此有些小矛盾,也会相互顾全手足情谊的大局,这种风格在现在的社会中已属不容易了。

虽说我已正式在台北定居,但我离开台北的时间至少超过1/2,而且根据政府的记录,2001年前的三年(即1998、1999、2000三年),我每年在台的记录不到183天。因此,无资格领取每月3000台币的老人福利津贴,这也说明我出境记录的频繁。

     台湾政局的变迁在台湾成为我主要居住地的这段日子里,亲身感受到经国先生为之鞠躬尽瘁的中华民国被混入国民党并篡夺了领导权的贼子出卖掉了。而且它手法之恶毒,不断利用国民党内高层对它不甚了解之时,使出用张三打击李四,然后又利用王五打张三,再利用陈六打王五,不断的用这种手法让国民党的高层互不信任和不再团结。它口头上高喊要民主,但实际上,既然社会上都要实行民主,为什么它在国民党内从不实行民主?!这就是它阴谋之所在。它是要把国民党牢牢地控制在它的手中,以便实行它篡党夺权的阴谋。

也就是这个老贼,在它任期尚未届满前就放出“退休后将退出政坛去山区传教”的空气球。实际上却是和政治骗子沆瀣一气,用虚假的言词和挑拨省籍矛盾的方法夺取了政权。在临投票前,觉得还没有把握时,更把老贼从美国弄来的那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叫出来,以“‘换人做做看’就可以使国家向上提升,否则就会继续向下沉沦”这种近似“打保票”方式的话来吓唬老百姓。其实所谓向下沉沦,正是那老贼长期篡夺了政权的结果。那次选举是让那个政治骗子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窃取了政权。事后也发现多个南部的投开票所有作弊的情况,例如:偷宋楚瑜的选票,藏在学生书桌内;将陈水扁的40票填在宋名下,将宋的80票填在陈的名下。这样一进一出就差了80票。假如宋楚瑜也像当年黄信介那样要求验票,那么全国老百姓的日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悲惨。

自从那个政治骗子窃取政权以后,老百姓从此陷入了艰困的深渊。失业率不断上升,盗贼丛生,民不聊生,甚至发生父、母带着四个儿女集体自杀的惨剧。但是这群政治骗子为了粉饰太平,每逢庆典,必定大放焰火。甚至一条公路从开工到完全建成,可以召开六、七次“通车典礼”,以示庆祝它们的“丰功伟绩”。更恶毒的是,它们不断以民粹方式来分裂人民,把老百姓分成“本土”和外来两种,不断制造矛盾。加上近年来天灾不断,这天灾加人祸,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民国台湾,变成了人间炼狱。

每当有选举时,这群政治骗子就大开政治支票、社会福利支票。国家财政有困难时,它们出卖国营企业或发行公债,向老百姓举债,以至原来属国家的财富,不断流失,国债又不断上升,全不顾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生活!而且这些所谓本土派的头面人物中,不少是自己拥有外国护照,或其家属成员拥有外国护照。这些人搞台独分明是有它的打算,台独如果成功,它们便是开国元勋。但如果不成功,他们本身或家属有外国公民的身份,可以一走了之。所以最可怜的是那些南部跟他们的老百姓,如成功了,他们一样过不上好生活。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将是战争中的牺牲者。因为如果发生战争,都会有人命和财产方面的损失,这都是无可否认的。

那么台湾是怎么从一个一般老百姓连鞋都买不起的日据时代,经过廿多年以后,就可以提升到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呢?这就不能不从民国卅八年(1949年)谈起。

是先总统蒋公他把全中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以及全国顶尖的科技人才和众多的企业家、实业家带到了台湾来。再加上合情合理的土地改革政策,释出了大批佃农的劳动力,使发展经济的三大要素得到了俱备。但如要快速发展还必须有合理的政策辅助和适当的机遇,这样才可以使经济快速发展。美军在朝鲜和越南的两次战争,提供了这种机遇。由于美军后勤物资的庞大需要,造就了日本和香港经济的大发展。但台湾虽未得到大部分定单,却也得到了两次小部份定单。因为美军的巨大消耗不可能都从远在万里以外的本土运过来,就近在亚洲生产符合经济原则。

再从正确的政策方面来看,除土地改革释放出大批劳力和又不损害原地主的主体经济实力外,又建立出口加工区,引进外资,解决劳工就业,也改善了劳工的素质,这就为快速发展本国自己的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行普及的国民义务教育,试问如果没有这些好的、爱民的政策,那个自称是三级贫户之子能进“台大”吗?!它如果因为无钱上学,那么会有今天吗?正是政府执行了正确的、爱民的国家各方面发展政策,才使台湾的经济稳步、快速发展,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这些成就难道那个老贼和民进党之流可以抹煞掉吗?

当然,在政府迁来台湾的初期,政府在政治上控制得严一些,这也是事实。试想如果控制不严的话,台湾能保得住吗?再有,如果当年没有几十万外省藉老兵以死守住台、澎、金、马,台湾可能有今天吗?所以本人觉得:人们可以讲老总统蒋中正对不起大陆地区的老百姓,但他绝对对得起超过99%的绝大多数台湾老百姓,只有那些丧尽天良的政治骗子为了想要窃取政权,才会睁眼说瞎话。

正是由于现在的执政权被一群只会诈骗不会治国的政治骗子所窃取了,所以这种王小二过年式的生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依眼前的情况要看到未来仍然有困难,因为国民党的人员和他们的领导人,现在已变成“在野者”,但他在对执政者抗争时,仍然像执政时一样书生气十足,一副绅士模样。他们根本不像所谓的“民主进步党”那样,它们是在少数时要打人,占多数时也打人,都是以武力对付不同意见者。现在窃取政权以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公器私用,抓人、判刑、罚款等,各种手段都来。把一个本来安定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充满暴行的无法无天的社会,连过去社会中一般讲的道义都没有了。例如以前“江湖”规矩,绑匪作案绑架人质后,如交付赎金不杀人质,现在有些虏人勒索案变成既要赎金又杀人质;过去一般强盗只劫财不劫色,现在变成既要抢财物,还要奸污女主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此,台湾是否能成为我可以终老之处,也引起了我的深思。

现在我居住的台北市,还可以算是台湾的“乐土”,因为是国民党籍的市长,天灾的危害也比较少,市政建设也较其他地方好。如果再换成那些只会骗选票、不会搞建设的无耻之徒来执政的话,那真是无法生存了。不过好在我们还可以去香港或大陆,但对那些全副身家都在台湾的人来讲就不容易了。到时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如走的话,代表一无所有,不走也可能因为战火的摧毁而一无所有。

现在这些“民进党”徒欺骗老百姓最恶劣的手法是宣传:“中共不敢打台湾、美国友人会帮我们,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等。我不否认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是最强的国家,但打仗却不一定。因为美国必需考虑将面对的是曾和他打过两次战争的中共。当20世纪50年代,中共还只是“小米加步枪”的时候,美、英等列强和总共有十六国参与的“联合国军”在韩战中和中共打了三年,最后在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上,代表联合国军方面签字的联军最高统帅克拉克将军说:“我是第一个在一场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四星上将……”。到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逃离越南战场后,美国表示你不行,我来,总共派了近50万大军去越南,表面是和越共作战,实际上是和中共作战,(因为中共未宣布参战,只是穿着越共的军服,和朝鲜战争时宣布派出“志愿军”的做法不一样),在打了三年以后,连停战协定都未签,和法国人一样,仓促撤退。造成越南人连逃命都来不及,纷纷找船“投奔怒海”,造成了多少“国际难民”。香港作为联合国的第一个难民收容站,最后连联合国都无法安置,也无法付出经费,香港政府也无法再收容,但已暂收而无国家要的数万难民和数十亿港元的经费,都由香港政府解决,实际上是由我们香港的老百姓负担了。这几万无人收容的越南难民,也正式发给了香港身份证,成为了香港市民的一份子。

这两次发生在亚洲的战争教训,美国应该还没有忘记,我想她应该也不会忘记。更何况现在的情形是:美国有的东西,大陆也有,只是数量上没有美国多而已!我并不否认,美国曾多次为了正义而出过兵,但也有为了他们国家的私利而出兵。美国出兵也是有他们的原则:一,他们自己认为有把握取胜。二,对他们国家有利益。例如伊拉克攻占科威特时,这是伊国直接侵占了美国的切身利益,因为科威特是世界上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而且又是石油输美的主要国家。那么,台湾有什么?!天然资源什么都没有,现在有的只是以前在两位蒋总统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及高科技的工厂企业,这些在战争中极易被摧毁。到那时,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老百姓可能又要回到过五十年前靠看老天爷脸色的日子了。

     做好走的准备从1989年到2004年,一直把台湾作为主要居住地,也已有十五年年头了。也就是说,自从故总统经国先生去世后,由副总统继任,开始的两三年大家都还看不出来,但是,蒋夫人宋美龄已经发现此人不妥,她在中国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会提出:李登辉作为副总统,依法可以继任总统,但不宜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党章没有规定必须继任,应由中央全会另行选举党主席。但由于李登辉的伪装做得好,结果中执委仍让他升任而不另选。加上总统换届选举时,它又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十届总统。这时它就竭力培养自己的党羽,并且除在国民党内培养党羽外,又与当时的反对党眉来眼去,相互勾结。实际上它们是想推翻中华民国,搞台湾国,它甚至想放弃金门和马祖两地,把福建省管辖的金、马地区人民置于被丢弃之境界。

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开始引起了全国老百姓的异议。但是因为那时老贼已经大权在握,所以与民进党的勾结也逐渐公开化。特别是李最后一届,以总统和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大放台独厥词。他组织指挥国民大会连续多次“修改“宪法,把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修成一个畸胎般的怪物。总统可以有权、无丙,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立法院只有同意权,如不同意则总统有权解散立法院,这样使总统可以大权独揽。而这位总统又无人可以制约,当然结果是经济渐走下坡,台商大量出走,等到民进党上台以后,国家更是花样百出。政府大换班不说,以往内阁改组的习惯只换部长(政务官),事务官(管具体业务的副部长或司长)一般是不换的。这下可好,连专业人才的事务官也都换上那些一窍不通的民进党徒。甚至连国营企业的老董、老总都换成清一色的绿色。这些人除了会弄钱、会享受外,真正能把企业起死回生的不多。经济问题最现实,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至全台的股值跌去一半有多。至今仍未恢复到最高峰时的一半。这等于讲,全民的身价已经缩水一半有多。因此,大家用钱就要多加思考,市场交投量也减少。银行则想以减低存放款利息来刺激购买,但老百姓因收减少,更不敢多花钱,老年人的生活也更苦了。现在水、电、瓦司等都要涨价,所以一般老百姓只能不断过“王小二”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在考虑,我们的生路何在?对我们这些已70岁的老人而言,未来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但也不愿被困死于此地。如真是无法在此地居住的话,我们也只能离开此地了。

走笔至此,此文也应该结束了,就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回忆。

第十三章
补遗

这是一些自己所一直不愿意回想的事情,但却又是一些牵涉到自己一生的问题。这就是自己的婚姻、恋爱问题。我这一生,基本上说不到去追求什么女性,但却也有对不起别人和别人对不起我的事发生。

另一方面,由于我很尊重父母对子女婚事的态度,即尊重父母的决定,因此,我的婚姻是在吵吵闹闹的夫妻生活中,就这样过了四十多年,再过几年就是“金婚”纪念了。

在大学里,大家都有跳交谊舞的习惯,按西方礼节,需男方向女方行礼,表示邀请这意。但我似乎从未如此邀请过。所以他们五七届医疗系的女同学给我取了一个邀请动作的雅号,称我在舞会的邀请动作是“钓鱼”。因为我只是向舞池对面的女同学伸出食指作钩状,即表示邀请对方的意思,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工作地点内江也是如此。

     一场没有结果的初恋在我高中期间,每年寒、暑假时都要回上海,在一九五二年放寒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小舅父家玩。小舅父家由于经济问题,所以租了一间房间给房客,而房客又把大房间隔成两间。因为那家人只有三名成员,老夫妻俩加一个女儿(儿子已参军)。所以,我去舅父家时就见到房客那一家人。他们以前是一家绸布庄的老板,也属资本家的范畴,为了不被歧视,所以让儿子去参军,成了军属。

由于在舅父家见有陌生人,所以舅父也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家姓缪,女儿叫X娟,因知我是高中生,所以有些不会做的假期作业习题就来问我。我教她以后,她可能觉得很容易使她懂,而且做作业也快得多,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还比较好,至少没受到“清算”。因此,穿着方面在当年已算很好了。由于我的帮忙,她的寒假作业也很快完成,所以她对我印象很深。正因如此,在放暑假回上海时,我们也常有见面。有一次,她约我看电影,我也随口答应,但结果我睡午觉时就忘了,害她在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等,一直到开映后我都没有去。这样不仅两张戏票作废,她也很不甘心。所以她又买了下一场的票,然后坐三轮车来我家找我,看见我还在睡觉,就把我叫醒。这时我也感到很抱歉,起来匆匆洗了脸,穿一双布鞋就走。出门坐在三轮车上才感到,我们俩人非常不对称。我穿的是汗衫、布长裤和一双布鞋,她是毛质西裤、皮鞋加丝袜。好在她似乎完全不在意。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接触也多了,这时双方家庭的意见就来了。我的外婆最了解,因为他们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外婆告诉我说:“XX她在家里连手帕都不会汰(汰,上海话是洗的意思),家务事啥都勿会做,这样的女孩子要来做什么?”我母亲也持相同的看法。她们家呢,也有看法。她父母告诫她,不可和我走得太近。她的父母讲:“我们是军属,他们是‘反属’,怎么可以在一起?”结果我们俩人都把家里的看法向对方交了底,她向我表示,她一定改,以后自己的衣服一定自己洗,不仅如此,以后星期天还要学煮饭、炒菜。我则无法表态,因为我家的情况非主观努力所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来往,到了1953年我高中毕业,又参加高考后,回到上海,我们也仍然有来往,只是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的所谓热恋而已。

在高考发榜以后,确定考入浙江医学院。在我决定赴校时间并告诉她以后,她特地送我一张单人半身照片,背后写着:“三哥:莫忘影中人,XX(她的名字)。最后为年、月、日。”我看了以后,向她表示:我知道。就这样,我们在寒、暑假时仍继续往来。1954年暑假,我回上海,有一次,我们两人去外滩参加一个外贸单位的舞会。那时我的舞艺不算很精,所以不是每曲必跳。因此,不想跳时就有人来请她跳舞,这些情况我倒无所谓。只是有一个男青年请她跳舞时,搂腰搂得很紧,把她衬衣不断往上勒,结果背后肉都看到了,我觉得那人太不礼貌,也太不尊重舞伴了。所以我就过去告诉她:“走了,我们回去。”她立即放下舞伴随我走,出来后我才告诉她为什么我要提前走的原因。她听了似乎也很感动,因为这表示我在乎她。因此,在我送她回家时,在她踏上家里第一步楼梯时,突然转身抱住我,送我一个长吻,这是我知事后生平第一次和女的接吻。

由于我们的接触机会仅止于寒、暑假,加上双方家庭的压力都大,特别是她们家。所以我从杭州寄给她的信,她都收不到,而她则觉得怎么连信都没有一封?我则感到怎么给你写信你都不复?在1955年初寒候见面时,我们对这种情况都很遗憾。但我总认为她不能因为这些和家里翻脸。所以她决定等她暑假高中毕业后就找工作,只要她经济上可以独立就好办了。只是人生变幻无穷,我回学校后,得知中央卫生部将进行院系调整的消息。这对我来讲,无异是最不好的消息。因为中央之所以要院系调整,就是因为人才的地区分布不均衡。为了加强内陆地区,所以毕业后要回江、浙等沿海地区的机会应是微乎其微的,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上海。正因为如此,所以暑假期间我们只相聚过一次,连内迁的事和行期等,一切都未告诉她。我是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什么都不讲,免得大家都为难。在我到达成都以后,才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她,希望她能谅解。同时告诉她,如有满意的,她自己应做决定,因为我将来能调回上海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但这封信她是否能看到?我也不知道,因为以后见面时她已结婚,问这些事已属多余。

在我离开上海后,她们家里对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的父母为了迫她就范,就把她母亲远房表亲的儿子介绍给她。而那位王XX先生是在上海税务局工作,又是中共党员,在那时工资也不低。因此,父母经常把他留下,自己两人外出,并把门反锁,仅留下两个年青人,目的当然可想而知。

在我1958年寄研所毕业以后(1958年初去上海时,因她已结婚,所以我未告诉她我在上海),她可能是从我小舅妈处得到我在上海的消息,所以一定要请我去她家吃饭。因为我想,她既已结婚,我们过去的事也可算是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去了。到她家后,她才告诉我,实际上她是在1957年被强奸后才同意结婚的。我听了也有些不高兴,开饭前,她问我喝不喝酒?我就说:“喝点绍兴酒吧!”(其实那时我也没有喝酒的习惯)她就叫她丈夫去买。

在喝酒、吃饭完后,她就绞了热毛巾递给我洗脸、擦手,还特别申明:“这是我的毛巾,你放心洗。”其实我还不是很在意这些小事,只要视觉上不太脏就可以了。

第二天我小舅妈来我家告诉我,说:“昨天你走后,她们两夫妻大吵一架。“原因是XX虽和王XX结婚了,但她的洗脸毛巾是不准她丈夫碰的。而在我用时,她又特别声明这毛巾是她的,另外我讲了”吃绍兴酒“就马上叫其丈夫为我买酒,因此她丈夫心理很不平衡。所以我听了以后,觉得为了她们夫妻今后的生活平静,我不能再和她联系了。这也是促成我回川以后决定结婚的原因之一。另外,她结婚比我早两年,可是我们的孩子年龄相同,说明她在得知我结婚的消息以前,她可能是在避孕。所以从我们整个交往的全过程来说,对于缪,我只有遗憾,但没有抱歉。至于她婚后的家庭生活不愉快,也非我之故。

直到1979年底我去港后,她给我来信,很想和我在一起,即使没有名分也行,也不要求到香港,只要我同意,她即与王XX离婚。但我给她复信,表示这样不好,而且我初到香港,能否在香港站稳脚跟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何况她子女都和我子女是同年,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已廿多年了,这样做也不很妥当。

到了1981年春节前,我已把“回乡证”和“回港证”等都办好了,所以就离港回上海探亲。我到上海时也总会抽空去看望她的父母。并以祝贺春节的名义送200元人民币红包作为春节贺礼。但我并不去看她,因为不想再造成她们的家庭不和,因此,两老也感慨万分。因为他们的“亲戚女婿”在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就搬走了,从此不再援助两老生活费,仅女儿作少量贴补。自己参军的那个儿子则多贴补一点,但仍不够用。两老为了节省开支,改租一间很小的房子,所以居住条件极差,我看后粗略估计一下,那个房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除一张大床靠墙放,还有一张方餐桌,一个衣柜和四张圆凳,其他什么也没有了。本来因他们儿子还在部队,后来也因文革期间部队决定让他复员转业了,所以命运真是作弄人。

     未成女婿误会一场另外有一位,是父亲好友的女儿,姓夏,她比我小一岁,本来只是青梅竹马的童年玩伴而已。在1949年初因他们家装修房子,所以借我们家底楼的西厢房暂住,她妈妈及她们两姊妹在我家住了将近半年。由于住在我家,所以也很熟,也有一起在花园里打羽毛球,也有星期天和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等。但是她妈妈可能有心让我们接触,1951年春末(四月份),她父亲去香港时,由于他想在杭州玩几天,而我们在杭州又有房子,所以又指定希望我陪他去。我陪他去杭州大约玩了三天,第四天我又把他送上火车去广州后,才回上海。所以我和她父母的关系是比较好的,这方面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感觉。以前,她们住我家时,即使玩,也是和我们弟妹一起玩,从未单独出去过,更主要的是我妈妈不喜欢她们。但在他们房子装修好,搬回去住以后,每年过年前吃“年夜饭”,她妈妈总是会叫我去的,即使1951年我去杭州读书以后也是如此,因寒、暑假时我会回上海。

在吃饭时我们也总是要谈一些将来的事,1952年初去她家吃饭时,因她即将初中毕业,她母亲问我有关女儿的升学问题,我讲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她们父亲去了香港后没有具体的消息,所以应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我就表示应让她考中专,这样三年后就可以工作。等以后她妹妹毕业时再根据经济情况决定她妹妹是否读大学。最后她们家就是按我的意见安排的。在她毕业以后分配在上海仁济医院外科手术室工作,后来她妹妹却读到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邮电医院,这是她怨我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她的婚事,其母亟希望我做她的女婿,但我母则不喜欢她。由于她母亲一开始都没有正式给我表示过这方面的想法,只是让我经常有来往。而我的想法是:那时男孩子中我是最大的(大哥去了台湾,二哥被绑匪绑去后未回),所以也根本没有结亲这方面的思考。因此,连1955年我要内迁四川的消息都没有告诉她们家。说明我自己全无感觉,更何况我已有自己的女朋友。正因为如此,1958年我在上海寄研所进修时也未告诉或找过她们,而且我估计她应已结婚。也更不想再一次出现缪家发生的情况,所以就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回四川去了。

直到1962年,因为我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回上海,闲的时间也多,所以带了女儿去仁济医院看她。殊不知我带女儿去看她时,她仍未结婚。因此,她看到我小孩都有了才去找她,真是气极了,她主观地认为是我把她害苦了。在我走后(回四川后),她就和一个追求她多年的天主教徒外科医生结了婚。其实她母亲自始至终都从未对我正式透露过希望我做她女婿的信息。相反,我妈妈却经常有表明不喜欢她的表示。

但她始终命运不济,结婚后与丈夫和他的父母、兄长一起住在一幢楼内,与公婆的关系也不好。更可怜的是,因为她丈夫喜欢游泳,而且喜欢去农村的河里游泳,所以感染了血吸虫病,最后在1984年病故。她生了一个女儿,丈夫病故时,孩子才十多岁,而且智力发育也不很好,除喜欢弹钢琴外,还不爱读书。

她在1984年的11月来港探亲,她父亲通知我,我们香港见面后,我再次向她表示了歉意。这时我们1962年见面后,经过22年有多才再见到。正是因为彼此都未明提,加上双方家长也沟通不了,意会这样是心照不宣,其实是错的,而且责任主要在家长而非当事人。我母亲更是对她早就抱有成见,认为她属于红颜薄命的那种人。用一句上海话讲,就是“额骨头低”,意思是讲运气不好,或命运不好。所以一直非常反对我们往来。这种情况甚至维持到1985年春节期间,我陪她一起从香港坐船回上海时(因她回程行李太多,约100公斤),她来我家见到我母亲时叫“黄家姆妈”,我妈都未答应人家。我觉得这样很失礼,也很不高兴,因此我告诉她,以后我来上海会电话通知你,你不必到我家来。而且以后我会去住南京西路的华侨饭店,免得大家都不开心。所以在1986~1989年,春节回上海的一个星期中,约可见面1~2次,主要是和她以及她的妈妈一起在外面吃一次饭,至于她的家,我总共只去过一次。

1989年让母亲迁来深圳住后,我们就未再见过面,只是有时通一个电话而已!她在1991年去了美国,初期住在华盛顿,约三年后就无消息,打电话到她上海家,她女儿也不知她妈妈的情况。直到现在我执笔此文时,仍未知其下落,不知是否正如我母亲之所言,她的命运真的很差……。


由于八十年代后期,香港的回归问题众说纷纭。所以生意也不大好做。故我们又将资金转入房地产方面,女儿也另向台湾发展,即在香港和台湾两边做。大约在1988年,我也想去台湾玩一下,顺便也了解一下台湾的环境。所以就通过中华旅行社申请“入台证”,结果台北驻港机构派人来我家调查。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看了我家以后,又详细询问每个人的情况,甚至还要了解我上一代及下一代的情况。我儿子并未提出申请,他也要查问他,我非常气愤告诉他,申请人是我,不是我儿子。他还未申请,没有必要向你交待什么!我又说:“我一直对共产党清查三代的做法十分反感,但你们这样还不是一样在查三代,我申不申请无所谓。”那人反而公开讲:“我们也是要查三代,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的家庭!”正是因为这人太无礼貌,所以“请”他立刻出去。结果当然我的入台签证是“不批准”三个字。我越想越生气,所以在接到拒绝通知后,我就给当时在国民政府中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先生写了信,说明调查人员的无礼、使用的是官员对犯人审案的问话方式,完全把国民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欢迎和关怀置于脑后,把了解情况变成了对敌人的审讯。这样,政府的好意如何能传达到侨胞的心中?!同时也把我们家庭的历史背景作了简单的叙述。同时也认为调查人员这种粗糙的工作态度是做不好侨胞的工作的。

在我把信寄出以后不太久,又来了另外一位调查员,他首先向我表示道歉,而且明白告诉我,上次那个调查员怀疑我是共产党派来香港的。他说:那人看了我们的家后,觉得到港未满十年就有这种条件,绝对有问题。一家四口能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出来已不简单,而且是白手起家,有这种条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态度就不仅不友好,而且是敌对的。我亦告诉了他:我父亲是死要共产党的狱中的,正因如此,全家先后来港后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生活。那人表示,我应该很快会拿到入台签证的。

在得到“入台证”前,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本来女儿已在台北买了一个店面,比较大,买的时候是八百多万新台币,准备地面做餐厅、阁楼卖咖啡。本来我想去台湾时顺道也看一下,合适的话,就这样决定。因为我的“入台证”都不批,所以就叫女儿把房子卖掉,这当然意味着不准备在台湾做生意。

房子卖掉后,虽然赚了一点钱,但不多。因为那时正是台湾房地产价格飙涨的时期,结果半年以后,那个从我们手上买去的买家又以2200万新台币的价格转手卖出,那人净赚1200万。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做生意、经营工、商业的事不可以意气用事,必须要冷静分析才行。所以这个教训也很深刻,我也告诉儿、女,今后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再干预。当然你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会讲。但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在1988年底时,我参加旅行团去台湾旅游一次,而且觉得那里很习惯,这就让伯筠及儿子都申请“入台证”,并在台湾住满一个月,办妥定居手续(即领到国民身份证和中华民国护照后)才回香港。当时是既考虑狡兔三窟原理,也考虑今后往返台、港。这样做生意方便些,而实际上那时香港回归问题已经浮上台面,大家都在关心。

     通过“六·四”的思考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份开始的那场政治风波,实际上并非只有北京才有事。而是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一些静坐和示威发生,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因为四月底到五月中,那时我正在大陆,我和伯筠先去上海,转去成都,再经江安到重庆。主要目的是邀请岳父来香港旅游及小住,同时也邀请宁波的五弟夫妻也来港。所以看到、听到一些情况,当地电视台也对地方的情况有所报导。说实话,看了以后也确实感到是影响社会秩序。而且示威者的政治水平参差太大。如果要说:比较起来北京学生的水平最高吧!那也不见得。因为他们连赵紫阳五月中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他们时讲的语重心长的话都听不出来。至于四川成都的那些大学生就更差了,例如:成都现场转播的大学生与副省长(统战对象、民主人士)的对话就可以看出,那位副省长一再表态说:你们的意见,我一定原原本本向省委汇报,但那些大学生似乎听不懂。讲:你身为副省长为什么不能表态?这是政府的权限,你应该表态!该副省长清楚讲明,这样重大的事情,我表态没有用,我负责向省委报告……。说明这些学生对自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步骤等基本情况都不懂。在大陆,党(即共产党)才是最高的领导,假如连这些属常识范围内的事情都不清楚,怎么搞政治运动?!所以他们干的很多事情都是扰民的。北京的学生坐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根本不影响交通,但成都和重庆的学生多选择交通要道或交通枢纽地方静坐,使电车和公交车无法通行,造成市民极大的不便。我们原来已购妥重庆去武汉的船票,正是由于有学生在沙坪坝交通要道上静坐,使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过。而且宾馆也不敢派车,我们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船票作废。后来由于中央发布了禁止在交通要道示威、静坐等的通知后,学生才散去。我们就赶着这空档赶快走,并且问好第二天有船。我们先到重庆市区,在重庆饭店住一晚,并买到三张统舱票。第二天上船以后,就有船员向我们兜售船员舱住,价格为三等舱的价,并要回统舱票(他们又把票再卖给岸上等票的人),我就讲没有票我们怎么上岸?他们讲:他们会负责送我们出码头。由于在重庆只买到统舱票,我们就决定改变行程,不去武汉,改去沙市。所以电话告诉沙市的朋友,船名、何时开船等,希望他们来码头接。我们当时改变行程的目的是少在统舱的地下睡一晚,这样顺便在沙市玩两天,然后再由沙市乘飞机去广州。

在船上把票的问题弄好后,到了船员舱,那些船员又变卦,讲一般他们这样换票是船员白天睡,晚上才是我们睡。这条件当然我无法同意,总之他们看出我们出得起钱,还提出一条我们无法反驳的理由:因为那是四个床位,我们只是三张票,他们就有人可轮流睡那一个铺位,除非作包房计算。最后我们以四张三等舱价格成交。我算了一下,我们实际付出的价钱比四张二等舱价格都可能还要多,因为我们还给了他们三张武汉的统舱票,还付了四张三等舱的武汉票价,而我们实际上只乘到沙市就下船。由于那些船员也认为我们给付的条件很优厚,所以也觉得应给我们多点照顾。因此,每餐饭我们不必去餐厅排队购买,都由他们代买了给我们送上来,晚上睡觉也可以锁门。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还要回香港去,这次来是专程接岳父去香港玩的。所以在船经过葛洲坝水电站时,船长还邀请我们进驾驶室,参观轮船驶过船闸的全过程。(实际上船员宿舍就在驾驶室左右两边的门外)

在晚上十点左右,船到沙市,他们船员帮我们把行李等送出码头。老朋友丁炳才已在码头等候(老丁原系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内江分部工作,后调江汉石油管理学院工作,退休后定居河北省廊坊市)。

沙市,实际上就是荆州古城的新城,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兴建了新城,所以古城得以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游览了古城,特别是城墙保存比较完好,因此很多古装片,特别是涉及古代战争片也都在那里拍摄。我们也参观了沙市的市容,也觉得很适合居住。因为购物基本都可以满足需要,但却又没有大城市的那种繁杂,整体来讲,是比较宁静的。而荆州城则是古色古香,连很多街道、住房都是像古代一样。我们在那里当然是叙旧为主,参观游览为辅。两天后,我们去机场搭机飞广州,结果登机时一看,原来是一架苏制的双发动机的小飞机,仅约40座位,而且还需中途停长沙半小时。乘客可以下机去,并可在机场厕所方便。到广州后我们就去火车站乘火车经深圳回香港,这时已是五月中旬。安顿好岳父的住宿,因还有五弟夫妇要来,所以都安排住在九龙红堪的家中,那里房子旧一些,但胜在面积宽大,购物也方便。附近四周有超市,各式饮食店及果菜市场等,所以我也很喜欢住在那里。因为那里近火车站,所以车辆较多,几乎通宵都有车辆经过发出的噪音,只是在晚上10点~早上6点这时段的噪音少些而已!不过我们已非年青人,所以也无所谓。正因为交通方便,所以公司办公地点也设在那里,一般情况我也喜欢住在那里。加上我们才从大陆回来,对国内的局势也非常关心,所以电视新闻我是必看的。在五月十九日见到赵紫阳总书记亲临天安门广场,看望已绝食七天的学生。他似乎自知即将下台,在广场上发表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赵紫阳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廿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的严重影响。”……最后赵紫阳强调;“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后离去……从此后,赵再没能公开露面。听赵讲话后,我感到事态严重,但这些学生好像听不懂赵总书记讲话的涵意,根本感觉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到了六月三日晚间新闻更是气氛紧张,军队已向市区不断逼进,我就用录影机录新闻。在备用的空白影带录完后,我把过去已录了电影和京剧的带子也改录新闻全过程。这个新闻看在眼里,真是心惊肉跳。看到了坦克车横冲直撞的镜头,也听到同时在电视机里传出的,象连珠炮式的枪声,约在凌晨三点,天安门广场全部灯光熄灭,电视机里没有了画面,但枪声仍有。即使这样,我也无法入眠。

这个事件的起因应归咎于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李鹏、姚依林它们一伙在会议进行中,竭力阻挠前总书记胡耀邦(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言,不让他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造成胡前总书记耀邦先生的心脏病急性发作,以至不久在医院病逝。

正是由于胡总书记生前高贵的爱民品质,所以他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也深受香港市民的尊敬。所以香港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在广播这则消息后还说:“假如胡耀邦先生生前来香港,我相信市民会起立致敬,现在他不幸去世了,相信市民也会起立为他致哀!(这种加插的评语在香港的电视和收音机播送同类新闻时是绝无仅有的)。也正是胡前总书记生前受到全球华人拥戴,这样才会有清明节时北京市民自发地去天安门广场“革命英雄纪念碑”前悼念的“事件”。有关“事件”前后经过,香港的《快报》曾有长篇连续报导。我也曾每日剪下贴存,经多次搬家后,最后因深圳家中白蚁为患而全部损毁。但所叙述的经过,依稀可以记得大概。

从“六·四”事件以后,我的思想上就出现了一种思考,觉得现在应是要作决定的时间了。虽然比较安全的是大洋彼岸,但是,从此就会变成外国人,去新加坡也行,而且她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但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那就变成是新加坡国的人。另外,她的近邻是马来西亚,与新国的主流宗教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加上还经常有磨擦,更何况新加坡的用水还需依赖马来西亚供应。如果交恶,对方截断水源即可置你于死地。最后考虑台湾,女儿于四月份刚和女婿在台结婚。那里也很平静,又是同文同种,虽与大陆仍未解决内战遗留下来的纷争,但至少现阶段都算平静。何况一家四口中,三人已取得中华民国护照。所以,我去台湾办定居应是最方便的。因此,我就打电话去台北,询问办理定居手续有无改变,查询的结果是:如果在六月底以前仍维持原规定,即在台湾住满一个月即可申领国民身份证及申办中华民国护照。从七月一日起,将改为需住满一年始可申领。这就是说:所谓的“移民监”的期限将从一个月变为一年,即要增长为原规定的12倍的时间。好在我的入台证现仍有效,所以最后决定在六月下旬去台湾。这样更胜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移民监一般均需一年,香港也是一年,但还拿不到护照,只能拿到回港证(相当于美国的绿卡)。很多国家都是要住满七年方准申请入籍。

而我则申领中华民国护照,我仍是中国人,只是多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同时我们全家都继续保留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那么,出入香港就会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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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是否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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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留在现场增加麻烦。(因如留下,还要分一部分人去照顾他们生活)。所以他们说准备原车回成都去,我也”
就结束了,下面好大一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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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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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议楼上的。。。

不是是寻欢自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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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楼主拉出去像轮子一样TJJ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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