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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的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

嘿嘿,关将军下通牒。。。

[ 本帖最后由 黑山张燕 于 2008-11-13 18: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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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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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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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坑速填
帮关二逗女朋友开心请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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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速来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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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陷空山无底洞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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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自己都忘记掉了。。。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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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忘记了,要求加倍扣钱!
禁じられたWORDを 呟けば最後。。。。

人間五十年 下天のうちをくらぶれば、 夢幻の如くなり 一度生を得て 滅せぬ者のあるべきか

最悲催的事情是本应公告的鸡爱木却在浏览论坛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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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第一步

在中国,夸耀自己是件很恶劣的事,国人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大家的鄙夷虽不会表露出来,但却禁不住会这样看。

    我叫姚明,人们都这样称呼我。但其实在美国,我的姓名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明姚,因为姚才是我的姓。我爸爸叫姚志源——但妈妈不姓姚,妈妈叫方凤娣。在美国,妻随夫姓。中国很久以前就是如此,如今中国妇女婚后都保留自己的姓名,因为政府提倡男女平等。

        我的名字中文写法:姚明。

    英语中,有时名字有另外的意思,比如说姓“Rice”(米)、“Bell”(钟、铃)或者名“Summer”(夏天)、“Jack”(起重机、千斤顶等等)。我的名——“明”,字面的的意思是“光亮”。写的时候“明”字由两个字组成,左边的“日”意指太阳,右边的“月”意指月亮。日月在一起意思是所有时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光亮。
        
        我的姓——“姚”单独用没有任何意思。就像Jones(琼斯),它只是一个姓。但是组成姚字的两个字单独看都有实在的意思。左边的“女”意指女人,右边的“兆”意指许许多多——是比10亿还要大的数字。两个字合在一起指众多的女人。这总要比威尔特·张伯伦的女友还要多吧?(已故NBA巨星张伯伦号称女友两万多——译者注)

    如果了解我,你会明白我是在开玩笑。首先,我喜欢开玩笑。其次,17岁以来,我只对一个女孩着迷过。我跟别人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也许像我这样的人,在NBA球员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实话。

    英文和中文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文字声调不同则意思也不同。比如说“shui”,意思可以是水、睡或者谁,就看你的声调。

    名字也是这样。我的名字如果声调不对的话,就变成了“要命”——致命或者“要你性命”的意思。很多美国人念起来就像“要命”。“要命”还有一种意思是难以置信。“要命”和“姚明”在中文里写起来完全不同。

    关于姓名的变化,只是中国今昔诸多变化中的一个。有些方面,中国变得越来越象美国,但我认为,两个国家永远不会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与过去经历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世界,另一个是我熟知的、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

    如果你阅读本书,或许是因为想对我有更多了解。但我希望你了解的不止是我个人的事。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尝试做过我正着手的事情——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

    我本来是拒绝写书的。有许多原因,一是我这人不喜欢公开谈论自己的事情,这是我的天性;另外我一直觉得只有英雄才写书,或者别人为他们写书立传。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英雄的不同概念很重要。在美国,电影和书中的英雄总是大难不死,他们身临险境,却常常死里逃生。在中国,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当然也有例外——中国第一个宇航员,他成败与否,都会成为英雄。我不是英雄,也不觉得我做的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大英雄,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内事。

    再者,我觉得自己要活的年头还很长,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在中国,一个篮球运动员,不管他如何出色,都不会像在美国一样被人看成一个大人物。我喜欢读史书,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历史上许多人承受的压力比我可能面临的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数次地起义,但王朝的更迭只有大约10次。农民领袖胜利了就能登基称帝,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失败的代价十分惨重。他的家族会永远背负恶名,且被株连九族。古代的法律就是这样!

        千万别误解我——我并没有把到NBA打球看成一件开天辟地的革命大事,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像农民起义军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在中国学会了打篮球。我从没想过要更改国籍,当我的NBA生涯结束后,我会回中国生活。为了来NBA打球我经历了很多,但如果你让我在NBA和中国国家队打球中选择其一,我的选择一定是中国国家队。

  我还想,如果我写了一本书,国内同胞会怎么看呢?在中国,夸耀自己是件很恶劣的事,国人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大家的鄙夷虽不会表露出来,但却禁不住会这样看。有几个中国运动员出过书,但都是在其运动生涯结束的时候才动笔,而非在其运动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中出自传的,大都是已离休的政府要人。或者,在他们辞世以后,由别人为他们立传。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许会例外。我不觉得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明星,现在还不是,也许有一天会是吧。我还没打算退休,也许这本书出版后我会被迫退休。我又在讲笑话了,我希望仅仅是笑话而已。

  最终让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终于认识到,与其由别人杜撰我的故事,不如由我自己来讲述。我想让你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帮助过我。有些人想帮我仅仅因为他们想得到某种好处,当他们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就会百般阻挠我。我并不清楚所有的情形——有些事我也不想知道——那些故事将由帮助过我的人来讲述。我说是“那些”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写本书也无妨。这并不只是关于我个人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讲一个来自中国的篮球手得以成为NBA状元秀故事的同时,这也是让世界了解我的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机会。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荣誉,整个国家的荣誉。我希望人们从我在NBA的拼搏中能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祖国的人民看到:一个人能够心中装着祖国,同时又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个人风采。

  我写这本书,还因为别人在写关于我的书。有一阵子,在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出版。这些书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刚开始我劝自己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不能阻止他们。”然而我看了一本,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从这本书中你将了解更多的是我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人人都喜欢谈论成功,媒体对我也多有溢美之词,有些是言过其实。我想: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我代表中国,尽管我已不再是100%的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我不是100%的普通中国人。我的父母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有时我父亲对我说(当然是用中文):“自行车钥匙在那边。哦,错了,我是说汽车钥匙。”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想,我是不会说错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几乎要和自行车一样多了。但我父亲一辈或更老一辈的人出门,他们只会想到自行车。

  我认为,辛勤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我也发现(主要是通过上网),许多中国青年也有同样的观点。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这种想法改变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像古人那样学习孔子之道。孔子是公元前551年至479年生活在今天山东的一位学者和导师,他教授适当的行为,尊重什么人,日常生活之道。学习当然是好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教人一些东西。孔子长期以来受人尊敬不无道理,但有时对他的尊崇过头了。每天只学习一个学派的思想——无论是儒、道、释,都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如果人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新思想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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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前的时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

  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象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我爸爸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休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有很多机会和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仍然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怎样推开他呢?我不行。怎样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和妈妈对打,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

  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和我一起练球,我们却总在一起谈论篮球——我每次比赛后,甚至在NBA的第一年都是如此。但他们和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不想做这以外的很多事。但你记得“蝙蝠侠”的电影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提高自己。许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手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的同胞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之少。在我自己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出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的热情,从内心我无法回绝,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的要求,我就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在NBA的第一年,我曾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伤心。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的想像。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能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我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有人来访,说像回到儿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基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脚离地面还差一大截。

  起居室里有一个奖品陈列柜,有一张我和父母的照片,是夕阳中我们在一家餐馆照的,那天是庆祝我16岁生日。我站在椅子中间,向前倾,笑着。照片里没有别人。照片中的我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笑得很开心。我现在还会笑,但已不是那张脸。操心和疲劳让我脸上挂上了皱纹。原因是: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从未休过假,除了因打篮球,从未离开过上海。有一天我会休假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要很久以后。

  我这样想:我是职业运动员,就要做职业选手的工作。有时非常疲惫,但也必须为球迷保持微笑。那就是电视广告和广告牌的好处,它们做我不能做的。有时我很累,写在脸上,但广告牌24小时都在笑。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的照片到处都是,你感觉如何。我说,现实中的我永远不会比照片里的姚明好看,那个姚明可以去拍电影。

  面对任何事都能保持微笑,是一种天赋。我想,魔术师约翰逊就具有这种天赋。我一个朋友有一张他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全明星赛上的合影,魔术师看上去和其它照片中我见到的都是一个样子: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你只要拍一张他的照片,谁想要跟他的合影,就将自己的照片贴上去就行了,效果和实际拍摄的没有两样。我觉得科比也有一点像那样。我没有这种天赋。我累的时候掩藏不了,无论场上还是场下。这是另一个我认为我不能拍电影的原因,虽然已有人发出邀请。我演不好戏,也无法找到替身。

  NBA第一年结束后,我在上海家中过了20天。只有这20天像在天堂一样,我长了20磅。再有20天就好了(但不要再长20磅)。好时光总是飞逝而过,上海是我的家,但我们在那里的公寓现在几乎像酒店一样,从来都呆不长,不足以找到回家的感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读BBS、发信息。我会和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去和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

  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是: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些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料想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做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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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的篮球

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的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少了,因为中国孩子更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其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很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伤痛;而他们还得出去另谋一份工作。当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呢?

  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多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从未有过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助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从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我能想到的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7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12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见一个很有名的教练。那并不是她的主意,而是她的朋友跟她说她该这样做。我不知道自己去那里干什么,教练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对妈妈说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篮球手。他说我的屁股太大了,平衡也不好。当然他没有对我说,是对妈妈说的。那时候这位教练举了王治郅的例子,说他具备优秀篮球手的各项素质。王治郅的妈妈在国家队打球的时候,我妈妈还在青年队。教练告诉我妈妈,“王治郅会打得更好,他手大,腿长,能跑能跳。”

  我在成长的时候对这些事一直都不知情。可是过了几年,我加入了东方青年队。那个教练不再提他当初的预言。又过了几年,我入选大鲨鱼一队,教练还是什么都没说。一年后,我去国家队试训,再后来,我去了NBA。这时那位教练开始到处说是他发现了我,说我小的时候,他每年都给我的学校捐钱。其实我听说他只有一年捐钱给学校,是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于是妈妈不高兴了,把她第一次领我去见教练时候说的话告诉了我。

  妈妈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时并没有失望。如果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期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只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边上大学边惦记着作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能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

  那时领导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打球。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力量,这样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捶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作一般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会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第一次玩真的篮球,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让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

  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

  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而办,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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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篮球的人品

方凤娣:(姚明母亲)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加入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庞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其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爸妈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认为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循序渐进,不愿跨跃式前进,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这个水平已经是很高荣誉了,那也是进入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入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成就。

  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罚球圈,只想从外围投无阻挡篮,作后仰式跳投、拉杆投假动作。但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无阻挡点投篮。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和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巨人。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

  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至少一会,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他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理想主义,太乖了。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忽视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

  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然后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强迫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我住的第一个家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和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一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开始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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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鞋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

  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十五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个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入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作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篮球水平并不高,“好吧,去见见他吧。”我妈说,“没关系,跟他随便聊聊好了。”

  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当时看上去真大。

  “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想打CBA。当时国内的球员中,没人有比这更大的梦想吧。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说NCAA是怎么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所以,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

  我知道姚明是通过我的太太Angie,那以前我没听说过他。我们不是表亲,Angie和姚明才是。她和姚明妈妈是远房亲戚。活又说回来,只要你要愿意的话,谁都可以称为表亲,是不是?事实上,我和姚明互称表兄弟另有原因。那天我们见面,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偶然从姚明的一个表亲那里听到,姚明需要球鞋,所以我提出帮他在美国找,带回来给他。鞋子很难找,也许赛季中会好找一些,但也难说。我几乎找遍了麦迪逊市所有鞋店,又找了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一些鞋店。最后,一个朋友在威斯康星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家鞋店,他同意去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一双给我。是上一年的款式,但我想姚明肯定不会在意。

  姚明和他妈到我爸妈在上海的家来取鞋。那是1996年,他骑自行车来。我知道他已经超过2米10了,因为我有一个童年的记忆——是关于姚明爸爸的队友,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们的老房子是30年代造的,那个人约2米06,他进来的时候,门框就在他头上,但他还不需要低头让一下。姚明进来的时候得低头避让。我问他关于篮球的目标,很明显他没怎么想过NBA。他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如何在上海队生存下去。他妈妈更担心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处境艰难。中国的学校体系某种意义上让运动员人生错过许多。姚明妈妈问我许多关于大学的问题,我想,我也为大学做了些宣传。瞧,我在帮威斯康星大学队招兵买马,如果他有NBA的梦想,我就会试着打消。我说,你看,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有这么多球队,欧洲有这么多球队,每年他们都有资格参加选秀,可只有60人入选,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坚持3年以上。所以你的机会不大。你应该听妈妈的,优先考虑教育。如果你能打NBA,最好,如果打不上,还有后路。

  那时,中国球员没人想到去NBA打球。我们当时最好的职业球员是胡卫东,但他不可能进NBA。他是CBA的大前锋。他的膝盖受了伤。如果膝盖没受伤,他能打小前锋或得分后卫,这样他的水平能够得上进NBA。他不高大,但很强壮,巴特尔也动不了他。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或许,中国的南方就好比美国的西海岸,北方就好比美国的东海岸。但胡卫东来自南方很远的地方,他是一个例外。

  斯蒂夫·弗朗西斯(休斯顿火箭队后卫):我所认识的在中国打球的球员从不谈论姚明。他们经常谈到胡卫东。所以有一次找到姚明,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胡这人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像麦克尔·乔丹。”

  “他一般般,”姚明说。“一般般”是他的口头禅。

  我问,“你是指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问的是胡卫东过去怎么样,他以为我问的是胡卫东当时的水平。

  “我爸爸还在打球的时候,他是新手,”姚明说,“现在他年龄大一些了,不如过去,但几年前他是很棒的。”

  就像我说的,姚明很注重细节。以后你问他什么可得小心——他会咬文嚼字,跟你说上一大通。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1996年夏天,耐克中国公司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所以我看准了姚明。我们与CBA签了赞助协议,为所有甲级队提供球鞋和运动服。所以,那年秋姚明所在的上海大鲨鱼队从乙级晋升到甲级,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样我们有了一支在自己大本营的球队。

  我不仅和姚明会了面,还跟他对打过。我们公司有一支由员工中的中坚力量组成的球队,每周都在当地的体育馆练球。为正式开始耐克与大鲨鱼的合作,我们邀请他们打一场比赛。大鲨鱼队员上场,我们觉得他们很一般嘛——大多数只有6英尺4(1米93)左右,少数几个有6英尺8(2米03)。最后出场的是姚明,当时他已有7英尺3(2米21),体重230磅。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筷子。他在做伸展热身时,我们又私下小声说,他可能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光有高度,没有技术。

  然后姚明上场了,一次次地跳投拦截。他不停移动后撤,不停地断球。我们队里没有专业选手,我们像小孩一样被耍得晕头转向。那时,我们断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要清楚,那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只产生了一名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甲级队的球员——马健,他在犹他州大学打了两个赛季(92’和93’)。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耐克在比弗顿的篮球鞋工厂快递了几双为阿龙佐特制的球鞋,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有球员穿这些鞋能和阿龙佐一样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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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和刘炜

在两个星期里,教练将钱带走了。两个小孩只有100美元。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回来时,我们饿得皮包骨。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
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他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2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和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 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开拓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的队友):我是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的。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啊。”直到第二天练习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本事如何。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芭芭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作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作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 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

  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打入NBA。”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

  “当然了。”我说。

  刘炜(姚明队友):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 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还得还他100元。

  终于飞回上海,许多媒体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入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入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了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防守。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大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和刘炜一起一级级球队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入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第一次我们中的一个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夏天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同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之之后,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没人这么说,但我和刘炜都相信。在和刘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和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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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业的故事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迈克·科尼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和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就坐在那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入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真正地推着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和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和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东视大楼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只有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两三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

  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地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迈克·科尼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和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就坐在那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交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明这样做了。

  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让姚明参加2001年选秀,但出了常青公司的事情。尽管姚明撤回了合同,他们还是宣称与他还另有一份合同。这样,把大家都吓跑了,大鲨鱼又不放他——那是姚明的低潮,一切都准备好了,势头在那,他兴致勃勃准备去美国,但又惹上常青合同这样的麻烦,让他未能成行。

  我还记得常青公司合约的内容。说他们会带姚明去美国,保证给他提供食宿、汽车、英文课、驾驶证、公寓和手提电脑,而他们提取33%的收入。我后来发现他们连NBA经纪人资格都没有。

  赢得CBN冠军后,我10天都没碰球,没时间,人人都想见你,拍照,吃饭,举办晚会。全队都得分头去做这些事。我去美国的航班被迫推迟了2天。就是说没能早到2天,调整13小时的时差,我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从洛杉矶去芝加哥的第一班航班还取消了,我很晚才到O`Hare机场,大约9点钟。

  星期三我测试给所有人看,但之前已经答应跟纽约尼克斯和芝加哥公牛另外测试,并一块吃饭。姚之队和东方队让我为那两个队做点什么,因为他们对我的兴趣超过其他球队。在我考虑到NBA打球前,他们就多次来中国看我打球。我那时自己不做任何决定,只按照章明基给我制定的计划行事,但我很高兴给予尼克斯队和公牛队特殊的待遇,因为他们让我感到荣幸。

  星期一晚上,由于时差,也由于终于看到自己接近NBA梦想的兴奋,我整晚都睡不着。我用手机给女朋友和其他在中国的朋友打电话,因为是中国的白天。最后终于想睡觉的时候,已经该准备尼克斯的测试了。为了清醒过来,我喝了4罐百事。我还要求在测试前做一个小时投篮练习。

  离开酒店去测试时,第一次见到比尔·沃顿,他穿着一件很滑稽的T恤——绿色、红色、黄色——而且打领带,但衬衫没领子。他给了我一件那样的T恤。科林也拿到一件,我想,“他干什么呢?”我们只聊了一两分钟。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帮我,但从那天开始,我觉得他有点疯狂。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没有改变。

  我得说第一次单独测试进行得很不错。只是投篮,但我的命中率是80%,15到17尺处一次都没错过。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体育馆,有许多篮球场。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是慕迪圣经学院,那里是NBA选秀前训练营的所在地,球员在那里可以与他们想见的教练和篮球经理见面。没有其他球员在,所以我没人对抗或一起打,只是投篮,在场上跑来跑去。

  如果你打过篮球的话,就知道长时间休息后的第一次训练总是能过得去的。到第二次,很久不训练的后果就显现出来了。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第二次的大测试发挥就不过如此。我想只发挥了60-70%的实力。

  另外一点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在大测试时打成那样的另一原因是:我认识他们带来跟我对抗的中锋——克里斯·特福森。2000年,我跟他打过球。我还在国家队,我们在波特兰训练了几天,那时他还在俄勒冈大学队,在一次练习中我们对打过。

  章明基告诉我克里斯·特福森会和我一起参加2002年选秀。我想,“如果和他对阵,我打得太好,也许没人会选他的。”我不想这样,于是在可以灌篮时我只是投篮而已。

  我知道许多在场的球队经理认为我不够狠,觉得我应该干掉他的。但我想,“算了吧,这只不过是测试而已。”我知道测试对我很重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不要受伤。快艇队的一个队员昆廷·理查德森当时在看台上,他说本以为会看到一场常规的NBA选秀前测试,球员竭力干掉对方。我对NBA选秀前的测试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我也觉得我的测试有些不同——其他测试时,除了队里的教练和经理没有别人。而这一次,整个体育馆满满的。所有记者和媒体从二楼的室内跑道往下看,而所有的教练和经理都在看台上看。有一队中国官员,每次我跑过他们面前时都鼓掌。我从不觉得测试时必须展示出我最高的水平,看看我在东方队和国家队打球不就行了吗。这样的测试像买汽车,当你在杂志或者电视广告上看到一辆车,你想:“那辆车是不是像看上那么好?真的那么漂亮、那么快吗?”去车行亲眼看过之前你不会知道,去过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买。你试驾一下,不用开到车的速度极限,但仍然能试出速度快时的感觉。我就是那辆车,测试就是一次试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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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转进了死胡同

你也许会认为篮协会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当时他们并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他们会觉得难以控制。

  与章明基和几位教授会面商谈的第二天,我就飞回中国,这时我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确信自己能去NBA了。上次篮协阻止我去,NBA并没有过于关注此事,连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时机
是否合适。但现在NBA的每个球队都见过了我,即使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没人说我不能成为NBA中的一员。虽然测试时我没有100%发挥,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可能成为NBA的状元秀。由于东方队已同意让我走,剩下的就取决于中国篮协了。大家都赞同我走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会固执己见呢?我想不会的。

  你也许会认为篮协会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篮协和下面的球队从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早先的中国篮协会觉得难以控制。我从芝加哥测试回到中国,东方电视台想做一个关于这次旅行的电视专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篮协不同意。我想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人人看到我的表现和NBA对我的浓厚兴趣,再提出让我走的交换条件时,就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从芝加哥回国后把我与传媒隔绝,也让他们出了岔子。许多记者试图找到我,但我改了电话号码。有两个人还是弄到我的新号码打给我。但篮协说过如果我接受记者采访的话,得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对记者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中国篮协说你们得去跟他们谈。”我本来就不想回答关于美国之行的许多问题,但篮协的做法使这件事变成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又被媒体批评了。

  我认为李元伟接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在任的话,他会同意东方电视台做这个专题,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不幸的是,我到NBA之后他才接任。他人很好,会把中国篮协搞得更好的,但他要施行改革还尚需时日。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1年姚明不能去选秀,非常失望,那之后我马上开始和东方队协商姚明去NBA的事。但当我2002年五月末,抽签后的约一周回中国时,X先生忽然开始竭力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他作为中国过来的团队中的一员,我们本该在测试后开会的,但他食言了。听说去了加州去见另外某些经纪人,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他经纪人向他许诺了比我答应的更多的姚明收入分成,问题是那些经纪人从没跟姚明谈过。也许他认为,只要破坏了我的信誉,姚明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一个对他更妥协的经纪人。X先生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我。他那时的任务是赢得选择姚明经纪人的权利。他的想法是:“我们怎么能信任章明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呢?”显然我的回答将是:“我的责任不是保护你的利益。”但他们不是那样想的。对国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这一点很明显,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对他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李耀明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名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于是我找到东方俱乐部的总经理白李,对他施加压力。“你们绝对不会分文不要就放姚明走,”我说,“合约上没有你的签字,你们又没有和姚明签合同。那么你们怎么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呢?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约定不能公开呢?若没有,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把俱乐部最值钱的资产拱手送人了。”我一直觉得白李是个好人,我确信他不完全知道协商进行的情况和常青公司合同的内容,他最关心的是电视台的经营。

  他说:“不可能。俱乐部签了名的,X先生告诉我说有俱乐部的签名。”

  “我有复印件,”我说,“你自己看。”

  他变了脸色,沉默了大约5分钟。他盯着合同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含糊地说,“我会让X先生离开谈判。”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后面的经过也不是一帆风顺,但那是最重要的一步。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我代表姚明谈判的事情确定下来了。

  白李(东方俱乐部总经理):直到章明基给我看合同,我才知道常青公司合同协商的细节。中间人拿1/3的收入在中国生意中也并不希奇,但很明显,那份合同有问题。我还觉得为我们协商的人比较短视,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没看到对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更大的好处……。

  姚明芝加哥的测试结束后,我遇到一个上海市长的代表,她很明白地说,市长和政府都认为,姚明去NBA的时间到了,中国篮球对他而言,舞台已经不够大。陈良宇那时是上海市长,现在是市委书记。他认为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能只进不出,要让上海人也走出去,被世界了解。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队法律总顾问):我接到许多电话,也许那些人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告诉我如果章明基和约翰作姚明的经纪人的话,东方队永远不会放人。电话来自美国不同的经纪人,还有我认识的与东方队有关系的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我决定,如果姚明想要章明基和约翰参与的话,我就听他们的。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和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是个不小的事。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和教练和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中国给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中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的,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体育官员而言,极为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和自由化的进程,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

  我们知道必须和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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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CBA总冠军

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可能成为NBA明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与中国篮协的谈判分几个阶段,但关键一点,是关于姚明是不是能当选状元秀。篮协的目标有两点:一是确保姚明当上状元秀,或者如果他没当上,不能归之于篮协的责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诺,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队的最后协商中被束缚手脚。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们前去与东方队会面,看见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状的建筑物内,我认为那是吉兆。我们在上海停留几天,跟大家见面而已,然后就去北京,见了中国篮协的秘书长信兰诚。北京的见面比上海公事公办。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我们问能不能去看,跟他谈话。整个北京之行最大的惊奇,是姚明对我们走过来,用完美的英语问我们,“我没像大多数NBA球员那样打过4年大学篮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落后很多呢?”我们没进行太多谈判,只是去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姚明。没有人做任何承诺,但跟我们谈的每个人都觉得他去NBA的时间到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篮协觉得关于姚明什么时候去、怎样去NBA应由他们来决定。NBA在世界篮球界的影响,让中国篮协担心它会主导条款的制定。我个人认为,此担心不无道理。NBA的一支球队以35万美元为上限,要买断一名外国球员的合同,这样即专横又不切实际。这会迫使外国球队把入NBA的转会费用转嫁到球员身上。比如,在职业足球界,球队可以通过向另一支球队支付转会费,以取得其合同其未满的球员。欧洲职业球队的转会费常常达到几千万英镑(或美元),这些钱无需球员支付。中国体育界官员熟知这样的范例,因此认为35万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合理的。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象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及章明基谈,只跟陆皓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让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有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到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皓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选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听说篮协未准备好签放行令。我们从云端一下跌落,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得到的解释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时,发现了措辞上的问题。表格里表明,姚明没有义务在中国打职业球赛,但篮协非要说表格里的意思是,姚明没有义务打中国的任何球赛,但事实上他有义务——为国家队、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打球。

  第二天,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他们不肯签字。

  到那时我经历的挫败和失望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点我也不会被打垮。我想,谈判在最后时刻进进退退,是因为虽然中国篮协很多人想帮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持。少数人没有考虑怎样对我有利、对中国篮球有利,只想显示手中掌握着权力,做出对自己有好处的决定。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他们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然后食言。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招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法律总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影响。“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我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置于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但是,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回复:“受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陈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得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

  “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

  “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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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记者的包围

我的第一场常规赛事,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地点在印第安那波里斯,就更加紧张了。印第安那波里斯体育馆非常大,空间里响彻着观众的喊叫。天,这是什么地方?

  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等我终于要踏上去休斯顿的行程时候,我却受伤了。出发前往美国的前一周,在亚运会上对抗韩国的决赛中,我在篮下靠近底线做动作的时候,踩到别人的脚
上,左足弓受伤。我所有的的伤都是这样——没什么大动作,只是踏错了一步。不仅脚痛,还有心痛——那场比赛我们输了。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教练王非——输了比赛,还丢了工作。

  现在我到了休斯顿向队友们展示我的球技,但我无法打常规比赛。并不是哪里折断或者扭伤,但有脚伤时,跑、跳,做其他动作都会感觉到疼。我习惯用右手,所以重心在左脚上,拉开做右手上篮,跳跃钩射,等等。好象鞋中有块石头,只要我一做动作就能感觉到。

  火箭知道了我的脚伤,但我不知道姚之队是否知道,没关系,我等了这么久才穿上火箭的球衣,即使是训练球衣,我不想再等了。

  训练的上半节,电视摄像机和记者都来了,但15分钟后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只看到我做伸展和热身,也没发现我的脚伤。训练结束媒体回来时,鲁迪和球员们对于我的球技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但其实我只训练了大约3/4的时间,脚就又开始疼了。我在二队,所以没有立马就跟斯蒂夫和卡蒂诺·莫布里打。第一次训练与我一起打球的人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因为他两天后就被解约了。

  训练后,他们为持季票的球迷办了一个聚会,是午餐聚会和高尔夫。斯蒂夫·弗朗西斯开着他的通用悍马(Hummer)把我从训练场带去高尔夫球场。我从未打过高尔夫,没时间。路上我和斯蒂夫第一次交谈。

  “你有女朋友吗?”他问。

  我说,“有啊。”

  “当心了,”他说,“他们都想要你的钱。”

  欢迎来到NBA,我想,我刚学到了第一课。

  后来我告诉斯蒂夫我女朋友给我的红绳结,就是我左手腕上,戴久了现在已经松了,我就常常撸到胳膊上。大家常常问起。“在中国,”我告诉斯蒂夫,“一个绳结代表一个女朋友。你的话,我想需要10个吧。”

  他觉得很好笑,跟斯蒂夫相处得好对我很重要,我觉得他是球队老大,我想跟他好好相处——跟他处好了,和其他人也就不会有问题。我真的不想有球队以外的人弄出什么事来。媒体将焦点对准我,让我特别担心。我很害怕队友因此对我另眼相待。

  三周后,我的脚好些,疼痛停止后,打球好多了。那就是我对肖恩·布雷德利和达拉斯小牛的大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我打得不好,脚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我是新人,又从中国来,感觉不自如。第二年我感觉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年每场比赛前,我都很紧张,睡不着。热身时拼命跑。助理教练们会跟我说,“放松些,我们要打48分钟,你得保存体力。”但我不知如何控制,我那么紧张,每件事只想做得快点。然后我投入比赛,只过了五分钟我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的第一场常规赛事,我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地点在印第安那波里斯,我就更紧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印第安那波里斯体育馆非常大,我在那打过世锦赛,但看世锦赛的人不多。我在火箭队打第一场比赛,再次来到了这里,却完全不同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噪音。更衣室和通向大厅的通道又很窄,一切都那么近。然后你走进那么巨大的体育馆,空间非常宽敞。打世锦赛的时候不成问题,因为人不多。但这次我和球队跑进球场时,偌大空间里响彻着观众的喊叫。天!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第一场比赛发生了什么。第一节我没上场,第二节上了。有一个争球,我们拿到了,但又丢了,只好迅速回防。对方把球给他们的中锋,他跟我形成一对一,我犯规了,非常愚蠢。后来也没好转,没清醒过来。我只打了11分钟,唯一的投篮也没中。觉得像开车,美国的车都是自排挡的,对吧?有时开车时,如果没换挡,太慢或太快,车就会忽然停下来。那就是在印第安那的我,我找不到排挡。事后我告诉记者,事情都有个开始,那就是我在NBA的开始,但我也害怕那就是我的完结。我想火箭也许第二天就把我送回中国。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想,“可怜的孩子。”他在奥克兰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打得那么好,我觉得他是超人。但是印第安那的比赛后,我知道他一定很苦恼。

  那天早些时候,我太太烤了一盒巧克力条饼干给姚明,“我不想带着。”他说,“给我妈妈吧。等一下,我拿一个。”

  没有得分,两个篮板,两次失误。在几百万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如果是他慌了,他也没显示出来。当我在更衣室见到他时,他抬头看到我,笑了。他说,“如果我吃了两块饼干,我就会打得好一点。

  许多球员都说要不择手段对付我——本·华莱士在美国队上,说会用身体挑战我,大鲨鱼奥尼尔说要用肘对付我,但我不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在中国受伤的机会更大,NBA是非常职业化的。在中国,有些候补球员上场就为了犯规,他们会击你的脸、身体,等你跳起来,把脚放在下面,等你踩在上面,所以CBA比赛中我不大跳的。有些人现在还这样做,但情况已经好些了。我记得5年前有支球队,球员全是警察。有点像八一队,只不过这支队球员是警察。球队所有球员都用脚、肘、膝伤人。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个,用他的膝顶我的膝侧面。我知道NBA也有个几个人这样做,但没有CBA多。那个警察球队没有了,解散了。没有他们中国的球场安全多了。

  我没有太多时间回顾步行者的比赛,因为两晚后我们在丹佛比赛。我第一次得分,只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得分前,掘金的新人奈尼·希拉里奥对我做了个很有力的阻挡,真的很有力。我带球上篮,打到挡板上,他把球一挡,球飞到我们队的场外板凳上。我生气了,更想得分。但我想,难道每次我投篮前,都得有一个阻挡到板凳的球吗?

  主场比赛最好的地方,是打波特兰开拓者,对于是他们的中锋阿维达斯·萨博尼斯,来自立陶宛的球员。我想与萨博尼斯打球的愿望超过任何人,超过与乔丹和哈基姆。两人都是伟大的中锋,乔丹是篮球之神,哈基姆则代表伟大的中锋。只是萨博尼斯是个伟大的球员,他来自国外,像我一样身材高大,他向全世界展现篮球的艺术。他来NBA时年龄已大,带着伤,但还是什么都能做——投篮、传球、运球、篮板、阻攻。我十几岁还没想过NBA时,就用他的名字“萨博尼斯”作我的网名。

  对我来说,与波特兰的比赛中,最妙的是得到一个机会跟他说话。他没有首发上场,当然,我也没有,但我比他先上场。比赛暂停罚球时,戴尔·戴维斯,开拓者的首发中锋,走去替补席。我站在那儿等,忽然,光线变了,萨博尼斯就有那么高大,他走到我旁边,我不看就知道他在那儿,因为球场忽然暗下来。

  我们等罚球时,萨博尼斯问我是否知道瓦蒂斯·朱杰拉斯。“瓦蒂斯吗,我知道的,”我说,他是立陶宛的,在上海大鲨鱼只打过一年球,那是我在CBA的新人年。

  “他是我的好朋友,”萨博尼斯说。

  “真的吗?”我说,“我们叫他Y,他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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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招牌动作

我们赢了,巴克利打赌后的第二天就输了。巴克利没有亲肯尼史密斯的屁股,而是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他亲了史密斯借来的一头驴。英文ass可以指屁股,也可指驴。

  正如我说,与萨博尼斯交手,是最初几场主场比赛最好的方面。而最糟糕的方面,是听到那首为我写的歌。曲调是采用斗牛士歌曲“Ole,Ole,Ole”,只不过他们把“Ole”换成了我的名字
。整个赛季的每场比赛,他们都放那首歌,有时还在收音机里放。这也许是件非常好的事,不是人人都有人为他写歌,但我讨厌那首歌。歌里也有其它的词,但我满耳听到的只有我的名字,可能有50次。你知道在那种情形下听你的名字有什么感觉吗?像妈妈叫你做事一样,只是比这还糟。就算我妈也没有一口气把我的名字连喊那么多次。有时,周围都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听到脑袋里会嗡嗡嗡地响,“姚明,姚明姚明姚明”。我简直要疯了。我的第二个赛季他们还在放那首歌,但只是开头部分了,还是把我的名字叫上三四次。我想,够了。

  我们在主场几乎两周,所以整首歌我听了许多次。他们现在还在中国放,在那儿叫“跟姚明共进早餐”,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离开休斯顿,我高兴的唯一理由就是不用听那首歌了。赛季的第二次旅行我们先去了凤凰城,再去洛杉矶。在凤凰城,人们因为另一个动作知道了我,只是这一次那个动作不是我做的。

  格伦·莱斯(前休斯顿火箭队球员):姚明一定不喜欢我这样说,但第一个赛季我最喜欢的姚明时刻,是那次在凤凰城,赛季的第七场比赛。太阳队的斯蒂芬·马布里狠狠地绊了他一下,结果他摔倒了。马布里径直从他身边过去,我想体育馆的每个人都笑了。我们笑了他一个礼拜,姚明很不错,因为他不发脾气。如果你被绊摔跤,从容面对,球队每个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的。那以后他不再是中国来的傻大个,而是我们的好姚明。

  每个人都因为这个原因记得凤凰城的那场比赛,但我并不为此烦恼。斯蒂芬是个很好的球员他们从罚球区顶部做了一个挡拆战术,我就离开杰克·查卡利迪斯以阻止斯蒂芬。我们在罚球区的中间,我试图退后,但重心已经在脚后跟了,就摔了一大跤。我想,难道比印第安那那第一场比赛还糟吗?

  那之后我们第一次跟湖人队过手,虽然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受了伤不能上场,还是感觉很大的压力。因为查尔斯·巴克利前一天晚上在电视上说,整个赛季我都不可能拿19分。他与另一个体育评论员肯尼·史密斯打赌说,如果我得19分得话,他就吻史密斯得屁股。在我看来巴克利非常确信我做不到。对此我并不在意,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我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得19分,那会,我甚至不肯定我是不是有一天能够做到。但我把这事当玩笑,我在国内学会了一个本事,就是不要太把事当回事。

  “好吧,”当记者问我关于巴克利的话,我说,“我就只得18分好了,免得他太难看。”

  NBA训练二周后,我就频繁在训练中灌篮。你知道为什么?我更自信了。NBA比CBA比赛节奏快得多,球员更高大、更粗壮,跳得更高。在CBA,不是很多球员能阻挡我上篮或者跳跃钩射,而在NBA,许多球员能在篮筐上打,所以我发现还是灌篮好。我得变,只是变化需要时间。

  我并没有存心让巴克利在我下一场比赛就立马收回他的话,但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的脚好多了,觉得自己更强大,而没有大鲨鱼奥尼尔,湖人无人能防守我。我得了20分,9投9中,加两个罚球全中。我们赢了,巴克利打赌后的第二天就输了。(巴克利没有亲肯尼史密斯的屁股,在全国全国电视观众面前,他亲了史密斯借来的一头驴。英文ass可以指屁股,也可指驴。巴克利后来还打过其它的赌,但再也不打我的赌了。)在中国我们说,“人要是不走运,喝水都塞牙。”我从未去过拉斯维加斯,但听说巴克利常去。他在那儿也那么不走运吗?

  我来到NBA后对巴克利的感觉变了一点。以前我是很尊重他的,而现在只是喜欢而已。多数人很爱他,一些人不喜欢他,但没人真的恨他。他很搞笑,玩世不恭的样子,让人难以恨他。我不知道他说的话多少是真的,多少只是为了引人注目,我想大概各占一半吧。

  我尊敬他,因为在上一份和火箭的合同中,他做了卡尔·马龙在湖人做的事。他签约加入只是为了得一次总冠军戒指。他是超级巨星,但拿的薪水比应得的少,为了总冠军戒指做了牺牲,为荣誉牺牲。如果我让请世界上的三个人吃饭,我会第一个请巴克利,第二个请萨博尼斯,第三个是我的女朋友。但如果她问起来的话,拜托,就说我第一个提到的是她。

  下一场比赛是在休斯顿,对乔丹和奇才队。自从18岁在他的训练营打球后,我再没见过他。我记得,如果能从球场五个不同地方投篮命中的话,就可以得到一双乔丹签名的球鞋。我那么紧张,几乎不会走路。要求投篮的地方其实很容易,但我第三投没中。乔丹的神奇之处在于,每次他投篮,你可以从他的身体动作看出,他在等待球进篮,太神了。

  这次我看到乔丹已经不紧张了,我第一次首发,得了18分,11投7中,我们赢了。我不喜欢的是,他们用我开乔丹的玩笑。火箭的吉祥人物穿着我的11号球衣跑上场,挥着火箭的白色旗帜。这时,一个老人穿着乔丹的23号奇才球衣登场,弯腰,拖着脚走,显得非常年迈。众人大笑,我觉得对乔丹如此不尊重,太不应该了。这样的事,我不会掺和进去。

  12月的时候,我听说加入NBA球队不等于你会一直待在那支球队,那时火箭把肯尼·托马斯交换给了76人。我的感觉吗?吓坏了。很多人跟我说,“你怕什么呢?他们永远不会交换你的。”这就好比:你去医院看到一个死人,虽然你不会死,但看到了死是什么样的,你就很害怕。

  洛杉矶的比赛后,另一个漫长旅途开始了,前16场比赛,10场都是客场。这使我非常疲劳,倒不是训练造成的,而是赛季开始时的长途飞行。我一开始就很疲劳,却总是不能停下来用足够时间恢复。

  如果是在国内,我会有一周的春节休假。那是中国最大的假期,每年时间都不一样,因为是阴历,但总是在一月或二月。我在NBA的第一年,春节是2月1日。在中国,人们做很多好吃的,给孩子发红包。每个孩子一年就等这一天,我也是,但现在不了。我现在有钱了,所以发红包给别人,而不是收红包。大年夜,大家都来到户外,喊“新年快乐!”然后放鞭炮。每天意义都不同,比方说初四是灶王爷神的生日,他看得到家里发生的一切,那天自己即使不吃,也要准备很多吃的,给灶王爷上供。初六是财神爷的生日,那天大家也要放鞭炮。

  科林·派恩(姚明的翻译):春节那天训练结束后,球队给了姚明一个惊喜,庆祝中国新年。我去中国城,买回装饰物,和球队的健身教练兼篮球运作副总裁基思·琼斯一起装饰了更衣室。我尽可能多买些人物的肖像装饰画,尽管不懂每个人物的意义。每个象征,每个人物都有特殊的意思的。我买的一件装饰画结果是用于婚礼的。我还买了一盒中国音乐,结果是广东话的,而大多数中国人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无人能懂,但听起来像新年的音乐。我们找了一些红信封,每个球员都在一个信封里装了2美元给姚明。有个人——不是球员,我忘了是谁——搞错了给了他一个白信封。那太糟了,在中国死了人才用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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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所谓妖鲨对决

随着和奥尼尔比赛的接近,我爸爸很紧张,比尔·达菲很紧张,而我的妈妈也很紧张。我能感觉到火箭队上下都非常紧张。

  我并不在意奥尼尔模仿中文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在美国的亚洲人不喜欢他用奇怪的发音。他们认为他是种族歧视。当我说我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我只能说,如果你在中国开这样的玩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因此他们会这样考虑种族问题,并且对此谈论很多。

  我第一次见到奥尼尔是在洛杉矶,我们和湖人队打完比赛之后。他因为脚动手术而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们在赛后交谈了约一分钟。就是我让查尔斯·巴克利丢颜面的那场比赛,因为他打赌我整个赛季单场比赛都拿不到19分。但是我知道如果奥尼尔参加比赛的话结果会不一样。

  “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脚怎么样了?”我对奥尼尔说,心里当然在想,“我希望你总是受伤,这样我就不用和你对抗了。”

  “你打得很好,”他说。

  “谢谢你,”我回答。这就是我们的谈话,很愉快也很简短。在我送给他的圣诞卡上,我写道,“感谢你的鼓励。你是我的唯一景仰的人——我的目标是:和奥尼尔一样棒!”我把卡片发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他的继父连夜开车来看他和我的第一场比赛,将卡片带在身上。他在我们比赛前的热身时段来到球场,我们投篮时,他直接过来问是不是我寄的这张卡片。我用英文和中文签了名字,但是我猜他还是不相信。章明基告诉我送圣诞卡在美国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因此我这样做了。当奥尼尔的父亲发现那张卡真的是我送出的时候,他说他会把这张卡片用相框框起来。如果我收到奥尼尔的卡片,可能我也会这样做。

  在我们和湖人队第一次交战前,湖人队教练菲尔·杰克逊告诉记者我邀请了奥尼尔去我家吃饭。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并没有生奥尼尔的气或者我不认为他是个种族歧视者。杰克逊可能认为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的话,会对奥尼尔有帮助。策略也许是对的,却不完全属实。

  杰克逊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军事家,名字叫司马懿。他和诸葛亮是同一时代,只是他没有诸葛亮那么杰出、那么有智慧。他无法打败诸葛亮,直到诸葛亮年迈。在中国,很多人不喜欢司马懿,他们都偏爱诸葛亮。司马懿阻止了诸葛亮,因此很多人很讨厌他。杰克逊让我想起了司马懿,倒不是说他们俩有多相像,而是尽管他赢得了那么多的总冠军,可是人们还是不喜欢他。而且他对比赛的指挥不是进攻型的,看上去好像他在那里等待所有的人,然后突然一跃到顶峰。他不会攻击你,他等你先出招再反击。司马懿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诸葛亮,于是他就关上门等待。不管诸葛亮做什么,他都不会回应。然后诸葛亮年老病倒,司马懿就开始反攻。当他扫清了诸葛亮这个障碍后,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只是他说的不是事实。奥尼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个,倒是一个为奥尼尔工作的人打电话给“姚之队”中的一个人,说奥尼尔希望在比赛前和我共进晚餐。我想,他在试图表明他所说的话没有任何恶意。当记者们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很愿意和奥尼尔共进晚餐,而且他可以来我家,我妈妈会为他准备饭菜。对奥尼尔和我来说,任何时候去餐馆吃饭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第一场大赛之前。而且我可能让他吃一些非常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蛇。但是我并没有这样说:“奥尼尔,来我家吃饭吧。”这与发生的事实有出入。

  在经历了这么多谈论后,我们始终没有一起进餐。一个奥尼尔手下的人打电话说,奥尼尔有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休斯顿,他希望去看女儿。他没有说不来,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计划好。“好,没问题,”我说。如果奥尼尔想一起吃饭,我很愿意。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也不要紧。

  在比赛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训练中,鲁迪和我讨论如何对抗奥尼尔。他站在罚球区的中间,说:“如果你让他进到这里,他会扣你的蓝。”知道这点很好,但如果他告诉我怎样才能阻挡他进入罚球圈的话,那会更好。现在我知道奥尼尔是阻挡不住的,只可能尽力让他减缓速度。

  训练完后,大概有100多位记者等着我们。我没有数,但是记者的数目太多,以至于科林要站在离我10英尺外的一个梯子上为我翻译,这样每个人都能听见我对他说了什么。

  关于奥尼尔和他的肘的问题,我想我爸爸的答案会和我一样,我说我希望他的肘够肥,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太疼。

  在比赛前一周,有报道说我在全明星选举的票数超过了奥尼尔,这确实给我添加了很多压力。首先,我知道奥尼尔是联盟中最好的中锋,不是我。第二,这又给了他一个理由生气,让他与我对阵时更加粗野。尽管有这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接近,谁更紧张,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我爸爸很紧张,比尔·达菲很紧张,而我的妈妈也是非常的紧张。我能感觉到火箭队上下都非常的紧张。我也很害怕,因为这两周以来我的表现不是很好。六天前我们和掘金队进行了比赛,与他们的大前锋奈尼对阵时,我的左膝盖扭伤了。奈尼和我一样是新人,他块头很大,也很强壮,但也只有奥尼尔的一半,而且掘金队也不如湖人队。我妈妈很担心我,她不希望我在和奥尼尔对决的时候受更多的伤。我爸爸不担心哪个队伍能够赢得比赛,他也只是担心我。

  在比赛的前一天我们练习了一个战术,这个战术我们过去并不常用,鲁迪教练为奥拉朱旺使用过很多次,它适用于能够从15到18英尺外跳投的中锋。奥尼尔不喜欢离篮筐那么远,因此我们想这样可以让我更方便的投篮。但是我们只运用了这个战术一次,因为我没有经常跳投,而斯蒂夫做了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我和奥尼尔,但是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斯蒂夫和科比之间的竞争,而斯蒂夫赢了。我得了10分,抢了10个篮板,6个盖帽。但是其中有6分和三个盖帽都是在开场的前三分钟,8分是在第一节得的。奥尼尔得了31分,抢了16个篮板。

  我在开始的时候打败了他,但是一场比赛有48分钟,加上加时赛有52分钟,他在比赛的其它时间表现比我好。我只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才得分,当奥尼尔去阻挡斯蒂夫的时候,他将球给了我让我扣篮。感觉上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得分了。我们赢了,108对104。我做的刚刚够让比赛后人们不会对我批评。斯蒂夫得了44分,但是人们对他的关注和谈论太少。我直到比赛结束后才知道他打得有多棒。我知道他投了很多蓝,但是我没想到会超过30分。我忙于对抗奥尼尔。

  比赛后在更衣室,鲁迪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高呼,“1-2-3,火箭队!”我坐在板凳上,看着所有的人去淋浴室,我看着训练员将汗衫拿走。我就坐着,努力调整我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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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穿西湖很帅

累的时候,我就想着童年的上海,想以前认识的人,想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大鲨鱼奥尼尔的美好时光。

  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投票,几乎是在比赛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结束的。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投票是在我逐渐打得好起来的时候开始的,但我想:“如果我在被选上,全明星赛比赛期间又打不好
了该怎么办?”我感到除了国内球迷对我的那些梦想期盼之外,现在美国的每个人也希望我能打出某种水平来。被选上是一种荣誉,它代表着有许多球迷非常喜欢我。但也意味着在球场上不能犯错误的压力也更大了。初到NBA时,并不是所有人对我都寄予厚望。至少我不认为他们是这么的。我在NBA的第一年里,当然没有人谈到我会成为一个全明星。既然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投票选出的全明星队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打得名不符实,就会让他们失望。

  有一阵子,我的担心好像变成了现实。和大鲨鱼奥尼尔比赛对我打击很大,而被湖人打败也影响了火箭队的信心。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打得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接连输了四场比赛。而我也打了几乎是整个赛季最糟糕的连续两场比赛,一场是对达拉斯小牛队,另一场是主场对底特律的比赛。这两场比赛打得如此之糟让我很意外。我首次和达拉斯小牛队交锋时打得不错,这让我希望能在再次比赛时表现出色。现在回想起来,我自以为比赛会很容易,没有足够卖力地打。还有,小牛队中锋里夫·拉弗伦茨第一次比赛受伤了。而第二场他上场了并打得非常好,而我却几乎是让自己停了下来。那是第一次鲁迪没有让我上场很久,只打了22分钟,而我当时还没有犯规问题。我下场时得了6分,5个篮板,5个失误,最后我们输了,比分是107-86。

  那场比赛已经够臭了,可三个晚上后,对本·华莱士的活塞队的比赛更糟,23分钟我只得了4分和6个篮板。有时侯统计数字并不显示你打得有多臭。这些统计很糟糕,但我的表现更臭。原因就是华莱士,他曾两次获得NBA年度防守球员的称号。

  在奥克兰的表演赛,以及后来的世界锦标赛中,我代表中国队对抗他时,都打得挺好,但那时的本·华莱士表现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看到他随美国国家队一起比赛时,状态完全不一样。并不只是因为球衣。他的一切都让我吃惊——他的脸、身体、头发、盖帽等等。他在活塞队比在世界锦标赛中强悍得多,把我吓得都忘了该怎么打篮球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对湖人队的比赛结束后,我看到姚明被疲惫困扰着。他开始觉得累了,然后一直很疲劳。情况如此糟糕,连我都替他觉得累。我觉得是他在场外做的那些事情让他如此消耗体力的。我跟我们的媒体关系总监内尔森·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先缓一缓?”但是不行,那时我们的上座率不好,而他们要为火箭队考虑,引起所有那些媒体关注能够带来门票收入,还有这啊那的。对湖人的比赛一周后,姚的状态就一路下滑。

  在为全明星赛而安排的联赛休赛期前,许多人试着帮助我,鲁迪就是其中一个。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火箭队让他的45号球衣退了休。他跟我说,每一个努力打82场比赛的人都会疲劳,特别是新人。他告诉我他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想那些让他觉得安宁的地方。所以我就想着童年的上海,想以前认识的人,想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大鲨鱼奥尼尔的美好时光。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效,反正那以后我开始打得好些了,因此一定没害处。

  至少我投篮更好了。在5场比赛中,我的命中率最少有50%或者更多。但那时也是我们的球队的不成熟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打了赛季中最好的两场比赛,主场打败了明尼苏达和沙加缅度。然而我们输了另3场比赛,先是在主场输给达拉斯,然后是客场输给明尼苏达和克里夫兰。斯蒂夫和我在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全明星,直到比赛。当时我们落后一分,有机会在最后几秒赢得比赛,当斯蒂夫试图传球给我时,骑士队抢走了球。

  不过我倒是没时间去想这些,因为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一个全明星赛周末。被球迷选为全明星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此,使球迷在比赛和周末中得到乐趣也是我们的工作。全明星赛周末可能意味着聚会、音乐和娱乐。但对球员来说却不同,那意味着照顾朋友和家庭,面谈、会议、社交和练习。对球迷而言这些全是娱乐,对我们则是一点娱乐加上许多的工作。假如你是一名球员并想去参加聚会,那意味着你甭想睡觉了。而我真的需要休息。

  我遇到了许多名人,但是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消遣是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或是打游戏机,很安静。我希望周末最好能休息,然而第一年就当了全明星意味着今后每一年我都得努力成为全明星。差一点就会感觉像失败。

  周末并不都与篮球有关,还有许多商务活动。实际上我从周四在奥兰多拍佳得乐的广告时就开始操心商业上的事了。就是说我必须在星期四深夜赶到亚特兰大,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参加一个商人谈论互联网商务的科技峰会。我喜欢一切有关技术的新东西——手机、电脑,但是我也很爱睡觉。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那些商界人士注意到我,但他们立即继续谈他们的生意。

  我不大在乎自己穿什么,你看一下我的衣橱就知道了。我大概有9到10条日常的裤子,其中有一条棕色灯心绒的裤子,是我穿得最多的。上面被我弄了一个洞,我很沮丧,但依然会穿它。运动服、篮球鞋或休闲鞋、T恤衫和短裤,是我的风格。但服装是全明星周末的重要内容。姚之队相信我至少会在新人挑战赛上打球-这是新人和第二年球员之间的比赛,所以姚之队想法找到我能穿的衣服。可是哪件都不合适。在赛季初,亚特兰大的一家叫佛来门的鞋店给我寄来了三大盒鞋,他们有大尺码的鞋。许多NBA球员都在那里买鞋。但是由于我的足弓很高,他们寄来的鞋尺寸都不对。姚之队让洛杉矶的一个公司给我定制了几件西装,但我妈不喜欢,因此我们全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套深灰色的。然后他们请休斯顿的一个鞋商从巴西定制了一双鞋来配那套西装,不料却卡在洛杉矶海关取不出来。我打算穿那套西装去峰会试一下效果,但我只有在国内买的道克·马丁牌鞋,跟灰西装不配。不过倒跟从中国带来的灯心绒西装挺配的,于是我就穿了它。那套西装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有时候就是那样。时装流行对我不重要,但我知道它对姚之队的商业利益很重要。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每个人都穿着讲究,那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身高有就该特殊。

  周六全明星训练开始前,NBA让我参加一个为当地学校的孩子安排的“阅读与提高”的活动。我很高兴去参加,但是我猜孩子们朗读英文比我好得多。LLCoolJ和其他的几个饶舌歌星在那儿,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听饶舌歌,对我来说太吵了,而且听上去不像音乐,我也听不懂歌词。我喜欢听亚洲女歌星的歌,因为我明白歌词,她们的声音也让我很平静。我这样说希望我的女朋友不会找我麻烦。

  我去科技峰会时,我妈去了佛来门鞋店,给我挑了双18号的黑色皮鞋配我的新西装。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新人年结束后的一个夏天,我把它忘在北京的什么地方了,为此我还郁闷过。

  穿运动衣去体育馆也许会更舒服,因为我们的轮胎爆了。亚特兰大的交通非常糟糕,比休斯顿还糟。因此司机想试着开到人行道上,以便让我们及时到达。结果轮胎就出了问题,撞到了马路牙子上。姚之队不想让我走出车外,但我想走走。我不想做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事情。你的车爆了胎,一定会下车走一下,不是吗?我当然也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时有许多车和人,大家疯狂地鸣喇叭,纷纷离开自己的车索要我的签名。反正交通那么拥挤,车也丢不了。一个安全人员为我们拦下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巴士。当我上车时,人们跟我击掌,欢呼:“姚明!姚明!”这很有趣。另外,乘巴士对我来说好像是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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